刘华

    刘华，原名刘炽荣，字剑华，四川省宜宾县，1899年9月10日（农历八月初六）出生在一户佃农家庭。

    刘华自幼“体健机敏而耿直，好读书，尤好劳动”。1912年，民国成立，满清帝制寿终正寝。那年，刘华13岁，“闻民国成立，大喜欲狂，首先剪去发辫，曰，我今作真正国民矣！”少年时代的刘华，常以中国历史名人的行操来鞭策自己，以屈原为楷模而自励。他盛赞屈原“志浩行廉，争光日月，其身虽死，尚尤凛凛然有生气存焉。后之学者，当以屈死之爱国为法可也”。爱国之志，洋溢于字里行间。

    1917年，刘华18岁，他小学毕业后已两年。家乡沦为匪薮，无法在家久居，他跟随叔父出外谋生，开始了流落他乡的生活。其间，他做过茶馆跑堂，又受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影响，曾想筹办代销书店或石印所，后在四川陆军暂编第五师当过几个月的兵。青年时期的刘华，饱受生活的煎熬，岁月的磨难。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成为刘华人生观确立的重要契机。刘华正在人生道路上感到茫然无归的时候，五四运动使他眼前豁然开朗。他给家人信中兴奋地说，此时，他接受了两种崭新知识，其一是“劳工神圣”的思想，其二是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主张。

    1920年初夏，刘华经友人介绍，决心赴上海入中华书局学习印刷。他此行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谋生，更重要的在于“可发展平生之志矣”。

    刘华于同年秋抵沪，很快办好手续入中华书局印刷厂，在绘图制版科当学徒。中华书局位于当时沪西工业区，刘华在这里不仅看到了旧上海、旧中国，而且终日生活在产业工人队伍中，使他对“劳工神圣”有了更深的认同。在中华书局印刷厂里，他除了终日辛勤劳动之外，还有机会接触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因此三年之中，他除做工外，还补习了外语，人业余学校，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向导》等革命书刊，使他的“劳工神圣”思想愈坚，“毅然决然为工界谋幸福”。

    20世纪20年代初，在上海的众多大学中出现了一所“上海大学”，并附设有中学部。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时期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都在这里任职任教。许多革命青年跋山涉水，甚或从海外慕名归来，负芨求学，以图实现报国之志。

    刘华为了能进上海大学附中读书，“毫不懈怠地四处奔波”。终于在1923年8月13日进入上海大学附中半工半读。次日，他给叔父的信中说，报考上海大学附中是“我这一生的历史上大大的一件幸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只要认清了前途，就是拼命也要去干，总希望有一个好结果”。他是这样写的，也是努力这样去做的。

    刘华进入上海大学附中以后，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思想、新知识，探索马列主义真理。在邓中夏、瞿秋白等人的教育下，他人校不久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又任上海大学学生会第一、第二届执行委员，上海大学四川同学会主席。他积极组织同学参加上海大学各种社团，发动和带领同学投身各项社会活动。他热心筹办平民教育，曾任上海大学平民夜校执行委员和教员，帮助工人、学徒学文化，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刘华在上海大学得到了迅速的成长。

    1925年2月，他已能在当时颇具影响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结合现实，抒发他对当时中国的政治见解。他在《同善社发达的原因》一文中指出，“中国自来就说是以神道设教的国家，数千年的旧伦理道德和古圣贤的遗训，依然是保留着的，大多数的人民没有知识”。“辛亥革命以来，政权落在帝制余孽的北洋军阀手里，连年内战不已”，“实业与教育全无发展的可能，还讲得到什么以科学来吸附迷信”！进而他指出，“人民自身的痛苦，除了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军阀，建设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以求超脱苦海而外，相信是别无所靠的”。这反映了刘华对改造中国已有了革命的基本思路。

    正是由于刘华具有上述的政治见解，他在上海大学附中就读的同时，积极响应邓中夏、瞿秋白等提出的“到工人群众中去”的号召，到沪西工人集中的地区小沙渡创办工人夜校。1924年秋，党在工人夜校的基础上开办“沪西工友俱乐部”，指定由项英和刘华负责，不久项英离沪，刘华则负责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全部工作，并协助邓中夏在沪西组织工人运动。沪西工友俱乐部迅速地发展成为党在开展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工作方针，是运用宣传工作来开展组织工作。沪西工友俱乐部办有工人识字班、文化补习班及讲演会等宣传活动。由于俱乐部宣传工作做得好，参加俱乐部组织的工人日益增多，据统计，到1924年年底，“在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内，有十九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组织”，并涌现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在工人中“发展初步的党的组织”，使党在沪西工人中初步扎下了根，为以后的日商纱厂二月大罢工、五卅运动奠定了初步的组织和思想基础。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职工活动的决议案，成立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由李立三、刘少奇、项英、刘华等组成。一场以职工运动为中心的民族革命运动正在兴起。

    1925年2月1日，日本在沪西的最大纺织集团下属的内外棉八厂粗纱部男工被殴打并整批遭资方无理开除。这一举动激起了沪西广大日商纱厂中的中国工人强烈不满，邓中夏、刘华等根据党的指示，抓住这一契机，以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名义向日商提出不准日本人打人、增加工资二成、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等六项条件，以激励工人斗志，维护工人切身利益。日商厂方“置之不理，并布置侦探陆续捕去工人活动分子，工人愈愤”。于是上海四万多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举起了反帝的大旗，举行了有名的“二月罢工”。

    2月9日，日商内外棉第五、七、八、十二厂9000余工人集会于内外棉工厂一河之隔的潭子湾，刘华主持大会，宣布内外棉各厂罢工。大会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埋藏在工人心底里的积愤，突然像火山似地爆发了。工人散发传单说，“日本人吃我们的血，还要剥我们的皮，真是岂有此理！”

    日商纱厂二月大罢工如火如荼地在上海展开，从2月9日起，三天之内，内外棉在上海开设的11家纺织厂全部罢工，至18日已席卷了日商在上海的全部纺织厂，计有内外棉、日华、大日本、丰田、同兴、东华等日商纺织公司所属的全部22家工厂，罢工工人近四万人，罢工持续时间将近20天，这在上海是空前的。

    刘是这次大罢工的前沿指挥之一。他全力以赴地从事这次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特别是邓中夏、孙良惠在罢工斗争中被捕以后，整个领导罢工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在他的肩上。在二月罢工期间，刘华日夜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同住在潭子湾的茅草棚内，同啃大饼，同睡地铺，写标语，印传单，募集捐款，发放救济费，组织工人演讲宣传，指挥纠察队维持罢工秩序，样样皆干。他“表现异常勇敢勤劳，而且善于鼓动，甚为工人所爱戴”。

    近四万人的日商纱厂二月罢工，使日本资本家每日损失总计折银1．2万两。日本资本家无法坐视如此巨大损失。经各方面斡旋调停，2月26日，日方资本家终于被迫签订了复工协议，承认今后如有虐待，准告厂主办理；工人回厂照旧工作；储蓄金满5年发还；工资准两星期发放一次等。二月罢工以工人胜利而结束。二月罢工最大的胜利是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工会威望的提高。工会会员人数“数日之内，小沙渡由千人增加到六千人，杨树浦增加到三千人”。

    二月罢工锻炼了上海工人，也锤炼了刘华。二月罢工后，刘华被工人拥戴为上海日商纱厂工会委员长。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刘华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华成为工人十分信赖的人，同时也成了帝国主义的眼中钉。二月罢工以来，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的大小探目把眼睛死死盯住刘华，警务处内部交流的情报简报英文版《警务日报》，几乎天天都有监视沪西工友俱乐部、跟踪刘华的消息。日商纱厂资本家同上海工人更大的较量正在酝酿之中。

    1925年3月？4月间，日商纱厂资本家破坏二月罢工复工协议事件不断发生，“日人虐待反变本加厉。日人监工入厂，皆携带木棍、手枪，工人偶一不慎，即遭棍击；罚款之苛，数倍于前”。5月15日，顾正红带领内外棉七厂工人反对日商关厂阴谋，据理力争上工，该厂大班竟开枪屠杀工人，制造顾正红惨案，顾正红的牺牲成了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当晚，刘华火急向中共上海地委就顾正红惨案作了汇报，又赶赴中华书局印刷厂，召集工人积极分子，痛陈顾正红惨案真相，请求印刷业工人声援。次日，他根据党的指示，不顾重病在身，主持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罢工工人集会于潭子湾，组成罢工委员会，提出惩办凶手、承认工会等八项条件。同时积极组建纠察队、交际队、讲演队、救济队，向各工会、学校、报界、社会团体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家枪杀工人暴行，揭露顾正红惨案真相，以争取上海工人、学生、市民、士兵联合起来进行反帝民族解放斗争。刘华的担子远远超过二月大罢工。

    5月16、19两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发出第32、33号通告，“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上海工、学界等35个团体率先响应号召，组织“日人惨杀同胞雪耻会”，支援工人斗争。5月24日下午，刘华按照党的指示在潭子湾举行顾正红追悼大会，到会工人、各界代表万余人。当时报纸报导“大丰纱厂后面的大空地上，但见人头黑压压地，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集会，在上海敢说是空前的”。会场上挂满了工人和上海各界敬送的挽联、挽幛，刘华亲笔题写的“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横额“工人先锋”。尤为引人注目。这次大会推动了上海各界人民反帝斗争。

    5月29日上午，刘华向各工会传达28日晚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并认真组织和准备预定30日在租界里举行反帝政治斗争。会后，刘华又组织数批工人分头到上海复旦等大学讲演，争取更多的学生到南京路讲演，支援工人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后当晚，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会，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反帝统一战线，发动全上海罢市、罢工、罢课，推动全国人民开展反帝运动。同时，决定上海总工会组织公开，领导工人斗争。5月31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天通庵路挂牌，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兼第四办事处（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后，沪西工友俱乐部即改名为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主任，主要工作在第四办事处，同时肩负起领导上海数十万产业工人开展反帝运动。

    五卅运动在上海开展后，上海工人运动迅速发展成反帝斗争的中流砥柱。总工会公开成立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全市总同盟罢工。6月1日，上海总工会发表罢工宣言和告全体工友书。宣言指出，“外国帝国主义，压迫我国，横行无忌，视我如殖民地，视我们如亡国奴”。“我们，上海全体工人，几十年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现在已忍无可忍了！我们于六月二日起，宣布总同盟罢工！”总工会一声令下，全市各业工人奋起响应，全市先后投入反帝大罢工仅以产业工人计即达22万人以上。

    大罢工在上海坚持了三个月之久。刘华为了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特别是沪西工人进行反帝斗争，他“废寝忘食、积劳成疾、几至不起”。1925年7月1日，刘华大哥从家乡拍来急电，电报说他家被劫，季弟死于匪，父亲被抓，母亲重伤，祖母病危，催他回家。刘华毅然复电说，“国家衰弱，强邻欺侮，神圣劳工，辄为鱼肉！我亦民族分子，我亦劳工分子，身负重任，何以家为？须知有国方有家也”。

    由于“日夜无休，饮食无定”，刘华的肺病日重，8月，刘华被送人上海宝隆医院就医，工人和革命战友常来看望他，劝他安心养病，他却常对战友说，“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成了我血肉相连的生命，一刻也离不开”。他的生命已经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9月间，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联合，加紧镇压五卅运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分化也日益加剧，上海工人成了孤军奋斗之势。9月18日，上海戒严司令奉系军阀邢士廉，秉承帝国主义旨意，封闭上海总工会，通缉李立三、刘华等工人领袖，英日等驻沪领事甚至馈赠军阀孙传芳100万元，要他秘密杀害刘华。

    刘华面对险恶形势，依旧拼命工作。11月29日，刘华病体稍愈，即前往南市公共体育场参加群众大会。途经公共租界静安寺车站，被英国工部局总巡捕房华探目潘连壁等抓住。12月2日，即由租界当局引渡至淞沪戒严司令部。刘华在刑讯时咬定自己叫王本华，系上海大学学生，“素未犯案”。闸北警察局常以记者身份出现的密探李海峰指认出刘华，敌人将他投入狱中。

    党组织曾多次营救刘华，上海纱厂工人也数次罢工要求释放刘华。但刘华不愿工人为他个人冒牺牲风险，“特遣书出狱阻止”。

    12月17日，上海总商会宴请军阀孙传芳。宴会间，他们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政治交易。日本商团总头目和英国驻沪副领事齐声向孙传芳进言：“刘华是中国劳工运动的领袖，上海屡次罢工皆为其煽动，如不重办，上海的秩序十分危险。”宴会东道主、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在旁进言：“上海商界甚望司令惩一儆百。”当夜11时许，刘华即遭“秘密枪决，灭尸不宣”。刘华牺牲时年仅26岁。

    然而，刘华在上海工人心目中的深刻影响，决不是敌人一枪可以消灭得了的。刘华牺牲后的第三天，即12月20日，上海总工会向全国发表通电，要求全国工人悼念“我们最亲爱最勇敢的领袖”，“踏着我们领袖的血，继续奋斗！”12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在头条用醒目标题刊出《悼刘华同志》，盛赞“刘华同志及其他积极奋斗的战士，领导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向帝国主义和军阀示威，造成了这半年来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并称刘华是“真正的共产党员”。1926年1月2日《中国青年》亦发表《悼刘华同志》文章，号召青年“踏着他就义的血迹，奋勇前进！”

    1926年5月，上海成立了“刘华雪冤委员会”，出版《刘华不死》纪念册。一位无产阶级战士的牺牲，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如此巨大反响，这在当时是空前的。

    刘华，是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五卅运动的参加者、组织者、领导者，并以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这一伟大的运动，成为五卅运动时期著名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