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宜

    子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2周年之际，我们追忆子宜同志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就是要铭记他对党和人民忠贞不渝、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

    自上世纪20年代始，我们就和王子宜同志在一起战斗和工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光辉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子宜同志在革命年代的对敌斗争中，勇敢机智，百折不挠，是一位真正经得起生死考验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子宜同志1908年出生在陕北保安县（现志丹县）。他和刘志丹同志在上小学时是同学，一起经受了“五四”精神的熏陶和洗礼，萌发出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后来，他们又先后考入榆林中学，在革命先驱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和指引下，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革命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榆林地区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后来，志丹同志被组织派遣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子宜同志则继续在榆林、保安等地坚持斗争，1926年建立了我党在保安县的第一个党支部。1928年，志丹同志辗转回到家乡，当他看到党组织在当地开展活动十分活跃后，兴奋地说：“有了革命的火种，何愁不能烧红中国半个天！”在志丹的组织下，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志利用合法手段，先后打入国民党县政府民政科、教育科任科长，有效地掌握了敌人内部的情况。不久，子宜与志丹等同志一起在保安县的民团中发展革命力量，利用改选民团团总之机，选举刘志丹和曹力如同志担任正副团总，未发一弹就把民团变成了外白内红的革命武装，成为我党在西北发展武装力量的一次重要尝试。

    1931年，志丹托人在山西买到一批军火，运输途中被敌人截获，子宜等同志因涉嫌而被捕入狱。在敌人严刑拷打甚至以绑赴刑场枪毙相威胁下，子宜同志宁死不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和泄露党的机密，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坚强意志。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将他们长期囚禁。在囚禁中，为了更好地领导狱中斗争，子宜和被捕的同志们组建了党支部，同时又冲破重重险阻，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的马文瑞同志曾设法到狱中探望他们，并通过榆林中学的保安籍同学给他们送去钱以补贴生活费用。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在狱中机智顽强地同敌人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斗争，直到1933年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子宜同志于1933年8月回到保安后，立即与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在永宁山地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并再一次派人打入被敌人重新控制的保安县民团，策动士兵发动兵变，终于在1935年配合陕甘红军解放了保安县。

    子宜同志不仅经受住了对敌斗争的严峻考验，而且还遭受到革命队伍内部的无端诬陷和迫害。1935年秋，陕甘苏区受来自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在所谓内部“肃反”中，刘志丹等一批创建陕甘苏区的领导同志无辜被捕入狱。子宜同志因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不久，并为志丹所倚重，加上他祖父又当过清末的县团总，所以备受怀疑和排挤，被当作“异己分子”列入到逮捕名单，只是由于有很多同志出来担保，才幸免于难，但仍被分配去做誊写员。子宜同志虽然身处逆境，但他始终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平凡的工作中，表现出一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二） 子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更展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格。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他先后被任命为陕甘省和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部长、裁判部部长和经济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子宜又先后任县长、专员、行政学院院长、延安大学副校长、高等法院院长、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民政厅厅长等要职。他主持三边专署工作时，面对反动派武装的不断骚扰和破坏，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运动，为团结各族各界人民群众，保卫三边地区的民主政权，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边区政府工作时，子宜同志是林伯渠主席的得力助手，在健全民主集中制、密切上下级关系、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以及及时检查通报政策的执行情况等方面，都有很多卓有成效的建树，深受林老的赞许。特别是在协助林老执行精兵简政工作中，他坚决落实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原则，有力地支持了1947年至1948年间边区军民的自卫战争。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子宜同志又投入到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他承担了繁重的战勤动员工作，亲手组织担架和运输队随军转战，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受到彭德怀同志的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子宜同志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部长兼人事部部长和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为建设西北大区政法战线的各项制度和划分地方行政区域、完善政府机构编制和人事配备等各项事业，殚精竭虑，忘我工作，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从1952年下半年起，子宜上调中央内务部任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成为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同志的主要助手。他仍然像革命年代那样，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开展工作。他受命承担起组织全国基层选举和全国人口普查的重任，前后共培训基层行政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达40余万人。从着手准备，选点试办，到全面展开，子宜同志付出了巨大心血，为建立和完善我国城乡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基础，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人口数据。

    子宜同志不仅具有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而且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他所总结的有关基层选举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的经验，至今仍闪闪发光。归纳起来，子宜同志有三个观点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一是鲜明的发展生产的观点。子宜同志认为民主选举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健全人民民主制度，使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还在于激发出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创造力。他强调，选举工作的进行应该密切结合生产并服务于生产。在城市一般应从提高职工的主人翁思想，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开展合理化建议入手；在农村一般应从发动干部群众整顿生产组织，解决劳力、水利、贷款、负担等农业生产上急需的问题入手。这样，既启发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又切实改善了基层的行政组织和生产领导。

    二是政府工作接受民主监督的观点。子宜同志强调，要把基层的直接选举，作为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进行严肃的民主评定的过程，使广大基层干部由此受到深刻的民主教育，也使广大群众由此提高主人翁的自觉性。希望通过选举来有力地推进基层政权的建设，使之成为清廉、高效、代表人民利益、真心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

    三是切实防止干部包办代替的观点。子宜同志指出，不论是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还是基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的选举，都必须保证选民和代表依法提出候选人名单的权利，防止干部包办提名，操纵选举。

    子宜同志的这些观点，今天看来，对我国当前的基层民主和法制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子宜同志在协助谢老承办有关民主建政事务方面，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主张。他经常宣传民主建政的基本原则，促使地方干部正确认识民主建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实践活动，并坚持宣传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党员和党组织来实现的，而不是去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会削弱党对国家机关应有的政治领导。他反对合作化高潮中出现的“以社代政”的现象，强调要加强乡政权对合作社的领导和保障作用。子宜同志的这些主张，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实践证明也是完全正确的。

  （三） 子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十分重视围绕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来安排本部门的工作。

    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跟谢老一起，拥护八大的决议，又积极协助谢老将八大决议正确地贯彻于内务部的各项工作之中，把各项民政工作恰当地纳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轨道，使民政工作生机勃勃，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过去，社会上对民政部门的工作有一种世俗的偏见，总以为民政部门只是搞优抚、救济、社会福利等花钱的工作，与生产不沾边。子宜同志认为，这种单纯的救济观点和做法，只可能补救人们的生活困难于一时，而不可能使他们走向富裕。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总结了以往的民政工作经验，并就发展社会福利生产作出书面发言，明确提出要通过组织生产来积极稳定地发展烈军属、残疾人等社会保障事业。早在1952年他就组织部分城市用生产自救的办法，进行试点，1953年在全国城镇推广，到1956年春，全国这样扶持起来的生产单位达1．7万多家，参加生产的达57万多人，此外尚有不完全定型的社会福利企业单位1900多家，22．1万多人。在许多城市里，凡有劳动能力的优抚补助和社会救济对象已全部参加了生产，不再需要领取国家的补助和救济。

    子宜同志认为组织社会福利生产是我国残疾人就业的一种好形式。这部分人在分散的状态下作用很小，一旦组织起来，加上一定的技术装备，他们的能力就可以得到发挥，成为一支生产大军。子宜同志这些意见，在当时民政部门内外引起了积极反响，遗憾的是，正当子宜满怀信心地具体筹划和组织这一利国利民的社会福利生产事业的时候，内务部不幸遭到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把民政部门抓福利生产斥为“篡改中央规定的民政工作的性质”，子宜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了“反党分子”、“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帽子。在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下，子宜同志并没有消沉下去，而是要求组织分配他到基层工厂去接受锻炼。他对亲友们多次谈到，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错误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1960年，他被下放到河南省郑州一个棉纺厂任生活副厂长。他一方面不断地向党中央提出自己的申诉，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当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面对物资匮乏、职工生活极为困难的状况，他经常深入基层，访问群众，体恤民情，千方百计抓好职工的生活，密切了厂内的党群干群关系，提高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他还下决心钻研棉纺业务，购置了大量科技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书籍，不断虚心地向本厂职工求教。经过几年的努力，使自己成为棉纺企业管理方面的行家里手。同时，他处处以身作则，团结职工群众，共渡经济难关，经常下职工食堂，同炊事员一道研究粗粮细做，翻新饭菜花样，组织养猪种菜，保证职工的伙食质量等。当时，子宜同志已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和心脏病，曾两次晕倒在工作场地。他时时事事以群众利益为重、热诚为职工服务的作风，赢得了群众对他的尊敬和爱戴。“文革”中，“四人帮”的追随者曾攻击子宜同志是彭德怀的“黑干将”，欲置之于死地，但是，广大职工对子宜却是明斗暗保护，每次批斗都有人提出：“他有心脏病，触及灵魂就可以了，不要再触及皮肉了。”子宜事后深为感慨地说：“自己同那些在‘文革’中被致死、致残的同志相比，还真是万幸啊！”

 （四）特别使我们怀念的是子宜同志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宝贵精神。

    子宜同志在“反右倾”运动中蒙受的冤屈延续了18年之久，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彻底的平反。他当时尽管已年逾古稀，而且多病缠身，但仍时刻关心着四化建设和民政事业的发展。1980年，子宜不顾身患疾病，步履艰难，仍然到陕北老区去视察工作，历经十几个县市，每到一地，总要走访社队家户，深入治沙造林现场，亲切慰问老区人民并征询意见，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并向有关领导写出详细汇报。他这种认真细致的作风，深深地感动了当地的干部群众。

    1982年起，子宜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仍十分关心全国民政工作的开展。他在病榻上边思考边口授，就我国基层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写出了长篇报告，送原政法口领导后，于同年7月报送党中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子宜同志不但满意地看到了这一批示，也尽到了一名老共产党人最后的责任。可是他的疾病继续恶化，于1983年1月25日溘然长逝。

    子宜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令人起敬，使人怀念！如今，我们大可以告慰于子宜同志的是，你最后一次向党中央所反映的愿望，已成为现实；你所心系的基层民主建设，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有力推动下，也已得到有序的开展。这是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今天，我们缅怀子宜同志，对于深入领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特殊、深远的现实意义。子宜同志虽然已经离开我们20年了，但他坚持追求真理的浩然正气、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品德将永远鼓舞和激励着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