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再创新世界

　　一个被称之为“卓越”的领导人，不仅表现在领导能力上，更展现在战略眼光上，他不光要能看到未来两三年的世界变化，更应该能推动未来二三十年乃至更久的世界格局。

　　曾主政中国最富裕的浙江和上海，后又进入北京中南海的习近平，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在世界经济疲软的时候，他看到了亚洲国家的庞大需求和中国的巨大潜力。

　　过去30多年，中国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投资拉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还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机场（中国人将之简称为“铁、公、基”）的大规模建设，拉动了中国建材、水泥、钢铁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亚洲很多国家缺乏中国的魄力，一则因为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缺钱。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2020年前亚洲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无论世界银行、IMF、亚洲开发银行等怎样合作，都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量大、实施周期长、收入不确定等因素，私人企业很难投巨资于基础设施建设。

　　世界银行、IMF、亚洲开发银行的苛刻条件，让很多国家只能望洋兴叹。尤其是亚洲国家，很多都曾有着痛苦的回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马来西亚不得不向IMF求援。但IMF为马来西亚获得贷款开出了一系列苛刻条件，其中包括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汇管制、最大限度紧缩通胀并削减财政开支，甚至要求政治改革。这剂“猛药”显然侵犯了马来西亚的国家主权。因此，当听到IMF的这些条件，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怒不可遏：“这样还不如让康德苏（时任IMF总裁）来马来西亚当总统算了。”

　　相比之下，中国拥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中国对外援助历来宽松，没有人权等苛刻的附加条件，尽管西方国家颇多指责，但受援助国家大多兴高采烈，他们终于可以面对一个不指手画脚的优质债主。现在出来一个亚投行作为替代选择，亚洲国家岂不欢迎？

　　习近平的大手笔

　　习近平谋划成立亚投行，是出于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深刻考量。

　　首先，投资是要有回报的，亚投行也是如此，收益虽低，但总还是有的。更主要的，中国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目前约1／3放在美国国债一个篮子里，这无疑有很大风险。

　　比如，美国漫画家最喜欢的一个套路，大致是膀大腰圆的中国债主（有时候就是代表中国的大熊猫）趾高气扬地去敲门，门后是毕恭毕敬的瘪三债主山姆大叔。言外之意就是，别看美国在全世界昂头挺胸，但在中国面前必须低眉顺目，因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主。

　　美国漫画家自然是在调侃、消遣华盛顿。但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很多国家，借钱的才是大爷。尤其是美国借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相当低，每年约为2％-3％。而过去几年，人民币升值幅度大大超过这个比例。而且中国还不能抛售，因为这么大笔的国债一旦抛售，将引发美国国债市场崩盘，中国更得不偿失。

　　这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美元陷阱”。而且，还必须要注意到的一点是，虽然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一直维持在AAA级（国会斗争时也曾被标普降过级），但毕竟这是美国的货币，如果华盛顿哪一天真采取赖皮政策，中国毫无办法，只能是血本无归。将部分外储用于投资，有助于降低风险。

　　其次，还有不容忽视的经济收益。亚投行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助推器，有助于中国产能的对外转移，进而促进更多国家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融合；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了，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产品的外销。当然，这个新生的以北京为总部的国际金融机构，将对人民币国际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再次，还有绕不开的地缘政治收益。尽管可能会有欠债不还、发生龃龉的国家，但更多国家为了获得投资和项目，无疑会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将收获更多的友谊而不是敌视。这从越南、菲律宾虽然同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却积极加入亚投行就可见一斑。

　　最后，增强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中国之所以另起炉灶，不能不讲的一点，就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裹足不前，让中国十分不满。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世界银行和IMF总部都设立在华盛顿市中心，距白宫也只有几百米之遥。70多年来都是美国掌握唯一否决权，世行行长必然是美国人，IMF总裁只能来自欧洲，而且第一副总裁仍旧归美国人所有。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华尔街，西方终于意识到，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光靠西方七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于是二十国集团（G20）替代七国集团（G7）成为世界经济协商的重要平台，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也由此提上日程。

　　2010年年底，G20一致同意继续改革IMF，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以便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投票权，同时欧洲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两个执行董事席位，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

　　一旦IMF改革落实，中国在IMF的份额将从3.8％升至6.39％，成为仅次于美国（16.75％）、日本（6.98％）的第三大份额国，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说，该改革方案可以通过补充IMF的资源，提振全球经济信心；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赋予中国和印度等国与其新的经济分量更加相称的投票权份额。

　　尽管这一改革与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际地位不符，中国对此也颇多抱怨，但最终的结果更让整个国际社会感到震惊和无奈：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奥巴马政府已经同意的改革方案，IMF改革受阻于美国国会山。

　　世行、IMF掌握在西方手中，总部设在马尼拉的亚行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和美国说了算，而且削弱西方国家影响力的改革同样都遭遇了极大阻力。由此，在国际金融决策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时常被忽视。没有金融决策权，中国必然受制于人。

　　打破旧世界很危险，改造旧世界很困难，那中国就再创造一个新世界。

　　正是基于同样的道理，正筹建或拟筹建的金砖国家银行和基金、丝路基金，以及上合组织银行，都是亚投行模式的翻版，中国都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习近平一改中国外交韬光养晦和后发制人的策略，开始主动出击，为国际金融新体系积极布局。

　　游说东南亚

　　2015年6月29日，亚投行在北京正式成立，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域内外成员认缴股本在75∶25范围内以GDP（按照60％市场汇率法和40％购买力平价法加权平均计算）为基本依据进行分配。中国认缴股本297.8亿美元，占总股本的30.34％，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中国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享有事实上的否决权。

　　虽然亚投行1000亿美元的资本规模，小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2200亿美元和1750亿美元，但通过金融杠杆，这笔资金可放大至5～10倍。这意味着能撬动5000亿美元至1万亿美元的贷款规模，将极大有助于亚洲的开发建设。

　　习近平看到了亚洲的需求，看到了中国的实力，他没有选择正面对抗，而是开辟新的战场，获得了大量盟友。他之所以选择在印度尼西亚提出这一倡议，不仅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是东盟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印度尼西亚已经连续三年成为中国在东南亚第一大工程承包市场，印度尼西亚市场对中国资金、对基础设施建设有颇多期待。

　　媒体报道说，苏西洛对这个倡议作出了“积极回应”，但更多的迹象表明，对于中国主导的新金融机构，印度尼西亚最初非常犹豫，不知道是否应该加入这个组织。

　　习近平有备而来，成竹在胸。2013年10月4日，也即在他和苏西洛会晤一天后，习近平出现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总理府，他对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提出了同样的倡议。马来西亚显然比印度尼西亚热情得多，纳吉布表示，马方“完全支持”中国的倡议，并愿意考虑参加。

　　两天后，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巴厘岛峰会时，与泰国总理英拉举行了会谈。在东盟国家中，泰国既不同于越南和老挝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又不同于菲律宾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它一直和中国保持着密切关系。英拉立刻表示赞同。

　　2013年秋天，中国外交攻势缜密而凌厉。当习近平提出亚投行倡议回到国内时，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开始访问东盟。10月9日，他和东盟10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在会后发表的《纪念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联合声明》中，东盟10国都赞同说，他们“赞赏中方设立亚投行的倡议，以优先支持东盟互联互通项目”。

　　中国的目标不仅仅只有东南亚国家。2014年7月4日，在到访首尔同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会谈时，习近平表示，中国愿意和韩国在筹建亚投行方面加强合作。尽管在很多问题上，朴槿惠与习近平相谈甚欢，但对于亚投行，朴槿惠只是表示，她赞赏中国的这一倡议，“愿意同中国保持沟通”，没有说韩国是否会加入。

　　持类似态度的还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2014年10月20日，澳大利亚财长乔·霍基表示，澳正“积极商讨”是否加入亚投行的事宜；加拿大财长乔·奥利弗则说，加拿大理解和支持中国的倡议。

　　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犹豫不决，就在于美国的压力。美国清楚地知道，亚投行成立，势必冲击到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因此从亚投行倡议一提出来，美国就公开表达了反对意见，声称亚投行批准贷款时，可能降低环保标准。

　　但美国的阻拦并未影响到一些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对亚投行的青睐。到2014年10月24日，总共有21个国家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这些国家包括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英国反戈一击

　　让美国意想不到的是，最致命的一击竟然来自英国。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一些英国外交官警告，英国加入亚投行可能“疏远”与美国的关系，但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则认为，这种担忧是过度的，加入亚投行带来的商业利益，远远超过可能的“外交骚动”。

　　最终英国首相卡梅伦拍板，英国成为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这无疑是在一个关键时刻的关键行动，老牌资本主义金融强国英国的加入，势必大大提升亚投行的公信力和融资能力，也让更多惧怕美国压力而观望的国家不再犹豫不决。

　　2015年3月12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对英国将成为发达国家中首个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感到高兴。英国与亚洲加强合作是英国长期经济计划的支柱，这有助于英国企业在世界增长最显著的市场获得商业与投资机会。”

　　在北京，中国财政部发表声明表示，中方欢迎英国的决定，正征求现在的意向创始成员国的意见。

　　在大洋彼岸的华盛顿，白宫深知伦敦此举将带来的可能后果。对这个亲密盟友的倒戈，美国公开表达了强烈的愤怒。奥巴马政府一名高官说，英国“几乎没有与美国磋商”就作出了这一决定，而且七国集团此前还在讨论如何应对新成立的亚投行。另一位美国官员指责英国在“不断迁就”，认为“这不是一个同崛起的强国打交道的最佳方式”。

　　美国和英国一直被认为是特殊的盟友，美国公开对英国表达不满并措辞严厉，非常罕见，这也足以凸显英国此举对美国带来的冲击。

　　英国人自然有自己的解释。按照英国财政部的说法，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此前曾和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表达过成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的意图。奥斯本知道，他的决定不会受到华盛顿的欢迎，但他认为这一举动符合英国的利益。

　　很简单，习近平主导成立的亚投行，对英国有着难以抵抗的诱惑。

　　英国看到了亚洲巨大的基建市场，它也清楚亚投行在未来世界金融格局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和IMF在美国杯葛下，影响力已今非昔比，但英国不想失去影响力。它想通过成为创始会员国参与规则制定，使亚投行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尽管同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美国和英国有着天然的联系，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格局正在变化。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按照IMF的数据，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也必然会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一。英国人要赚钱，伦敦想保持既有的国际金融地位，就必须与中国合作。英国也不能将所有鸡蛋放在美国一个篮子里。对于美国的批评，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发言人表示，加入亚投行的决定符合英国国家利益，“我们有时会跟美国有不一样的想法”。

　　利益，巨大的利益，使亚投行如同磁铁一样，将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吸引了过来。对中国而言，亚投行之所以是高明的外交设计，就在于它成功地结交了更多朋友，有效地分化了对手。

　　让英国迫切宣布加入亚投行的原因，还有习近平对亚投行一些规则的高明设计。

　　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将以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间，自然中国占据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亚洲以外国家分配剩余的25％到30％股权，享有三个董事席位。

　　在反复分析了亚投行的作用和地位后，西方诸国都清楚，即使它们不加入，亚投行也会顺利推进，与其在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丧失发言权，还不如审时度势加入并获得规则的制定权。在得知法国、德国、意大利很快就会宣布加入亚投行后，以金融为经济支柱的英国更有紧迫感，于是率先向亚投行伸出了橄榄枝。

　　英国示好之后，滚雪球效应开始显现。2015年3月14日，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国宣布，也将寻求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到2015年3月31日申请成为创始会员国的截止日，在西方七国中只有美国和日本没有加入这一金融组织，美国的公开施压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反而让自己非常尴尬。

　　正是考虑到美国的立场，韩国、澳大利亚一度犹豫不决，反而成了输家。于是在2015年3月31日前，它们和其他国家掀起了一股加入亚投行的热潮。

　　截止到2015年3月31日，共有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其中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四席：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

　　在G20国家中，则有14席：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土耳其、韩国、巴西、俄罗斯和南非。

　　如果按照洲际来划分，亚洲34国，欧洲18国，大洋洲2国，南美洲1国，非洲2国，总计57国。

　　最生气和失望的是美国，美国挑起了与中国的金融斗争，却以惨败告终。这也被认为是美国重返亚洲以来最大的失败。它的威胁和压力，不仅没能稳固住自己的阵营，反而看着一个又一个盟友成了亚投行的股东。

　　这一方面说明了世界格局的变化，美国尽管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世界多极化的今天，美国的领袖地位已今非昔比，不再是“一言既出、四海遵行”；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亚投行战略的成功，让世界老大的美国也只能焦虑，却无能为力。

　　这是一个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较量，美国的某些做法，甚至让其演变成一个建设大国和一个破坏大国的比拼。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说，2015年3月可能会作为一个历史性时刻载入史册，它标志着美国失去了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的角色。

　　“诚然，美国以前经历过数段挫折期，很多时候它的行为也算不上多边主义，比如1971年结束了美元兑换黄金的尼克松冲击。但除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外，我想不到有任何事件可与以下两件事的结合相提并论：中国力求建立一个重要的新机构；而从英国开始，美国未能说服几十个传统盟友不要参与该机构。”

　　亚投行的博弈，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但它成为热点，可能并不仅是这个机构的重要性本身，而是折射出国际秩序转型、力量格局发生的重大而微妙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