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从数量转向‘新常态’”

　　“新常态”

　　如果将十八届四中全会看成是建设工地的话，那么习近平提出的“新常态”理论则是为发展中国经济、改造现有宏伟但不够牢固的大厦，全力打造一块更新、更深、更稳的基础。“新常态”是习近平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的。从习近平讲话、中国媒体评论解读、国外专家观点中可以看出，“新常态”的理论创新之处正在于此。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致使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来换取中国高速发展的时代正在过去。打造高质量的经济结构、维持行业间地区间平衡、提高资本利用率、节能减排的时代已经到来。

　　完全依赖外部市场、不惜一切代价吸引外资的时代正在过去。满足内需、大力改善城乡居民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差距的时代已经到来。

　　为世界生产链条中输出大量廉价劳动力、并将大把的金钱投到美国控制下的金融体系的时代正在结束。依托本国科技成果，生产高端竞争力产品、创建独立的金融体系、确保中国全球贸易利益的时代已经到来。

　　事实上，中国人并未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底宣布中国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而欣喜若狂，中国也没有因2014年GDP增速降至7.4％而感到士气低落。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余斌也并非是火上浇油，他认为，中国未来10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将保持在6％-7％的区间范围内。

　　他认为，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分为起飞、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中低速增长、增速回归五个阶段。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迎来“新常态”，经济平稳增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提质增效步伐加快，公共预算收入与GDP同步增长。

　　为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中国开始解决因“高速发展”而累积的问题。政府公布了细则，解释农村流动至城市的人口如何能更易获得登记证，即“户口”，但目前仅在人口低于500万的城市中推行。为了加速推进工业从利用煤炭向其他能源转变、改善生态环境，政府还提高了相应的税赋。

　　2014年末，中国宣布参照上海自贸区的试点，在广东、福建以及直辖市天津建立了3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初即取消了人民币业务限制，简化了外资企业注册流程，放宽了外资进入服务领域的限制。但设立自贸区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吸引外资，而是试行一系列国家管理外资、国际贸易、金融的新规定，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财政改革试验”的进展并不像2013年9月提出时设想的那样顺利，但这种试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其经验都是有益的。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经济特区试验，在深圳发展受阻时，珠海、汕头、厦门很快赶上来。习近平在上海进行的自贸区试验是接过了其父亲习仲勋建立第一批经济特区的接力棒。

　　人民币走出阴影

　　让中国货币走出世界金融市场的阴影，这是“新常态”理论的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最重要的创新。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已签订了几十份以人民币作为主要结算货币的协议。根据Swift支付系统的数据，2014年12月，人民币在世界金融市场中已成为第五大常用支付货币，用人民币支付的份额占到2.17％，与日元非常接近，其份额占到2.69％。而美元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竞争力了，其全球份额约占45％。

　　中国对其他国家经济的投资正成为这些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加速器。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为108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其他国家当年对中国投资的总和。

　　中国正从资本输入国转为资本输出国。中国正积极构建或参与构建能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相抗衡的国际金融体系。

　　2015年，总部设在上海、注册资金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已开始运行，中国是其最大股东。

　　2014年11月，中国设立的400亿美元丝路基金正用于研究从中国到东欧、西欧这条重要贸易通道的项目。2015年1月底，中国宣布建立注册资金200亿美元的能源开发基金，以补充丝路基金。

　　2014年10月建立的注册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大部分资金将由发起者中国注入，银行总部设在北京。

　　不久前习近平表示，在接下来的10年中，中国投资输出将达1.25万亿美元。中国资本输出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新趋势，中国有着超过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大大改变全球投资环境。中国的“新常态”将很快变成其所有伙伴的“新常态”。

　　采访谢·尤·格拉济耶夫院士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总统顾问，经济学博士）

　　尊敬的谢尔盖·尤里耶维奇先生，您怎样看待前不久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为什么一些俄罗斯专家不惜重墨来描绘中国的现实和前景？

　　中国的经济奇迹令世人震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已从世界经济舞台的边缘突然跃入领导者行列，2014年其GDP规模和高技术产品出口都位居世界第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80年至2007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从2.19％增至10.94％，随后5年升至14.92％。

　　中国经济奇迹震惊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因为这与世界整体环境是不相符的。中国领导人没有采取俄式“休克疗法”，即将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体制直接调整为市场化机制，而是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中国致力于通过渐进式改革，为私营企业主创造条件，妥善处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化机制的对接。在苏联的改革者以“轻装前进”的冒险精神摧毁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时候，中国的改革者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地架起沟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桥梁。

　　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指导方针与后苏联式的实用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是一种创新的改革思路。这一指导方针被习近平主席丰富后鲜明地提了出来。习近平及其“智库”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标志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之后采取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和新的理论升华——“新常态”，为强化三个市场（国内市场、欧洲市场和全球市场）间的高水平互动，开辟了新的前景。

　　中国政府所作出的理论突破和政治决定并非建立在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教条之上，而是以实际工作经验为基础的。像正在做新汽车结构设计的工程师一样，中国的领导人通过解决具体问题、做试验、选择最佳方案，逐步优化调整好新的生产。他们耐心地、一步一步地设计了自己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国家管理体制。在保留“高层指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引入了市场调节机制，把私人和集体经济形式作为国有制的补充，提升经济效率，争取2049年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战略性目标。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辩护者不去关注中国改革的关键因素，相反，他们以中国经验为武器，给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杜撰出一系列“客观解释”，要么得益于外国投资，要么模仿西方技术，要么是大量廉价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工业，等等。所有这些“客观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仅仅是一定程度上，因为他们忽略了最主要因素，那就是中国领导层创造性地对待完善生产关系的新体制，随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这种新体制将更加完善、更有吸引力。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使其经济迅速发展。虽然现在速度优势已经不那么明显，但中国经济依然像从前一样，以令其他大国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着。这里有没有一些根本原因？

　　在我们看来，一种新的、较之以前更有效的社会经济体制正在形成。世界发展的重心正在向东亚转移，不少研究者正在谈论一个资本积累长周期——亚洲的——新开端。在500多年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先后出现了西班牙的、荷兰的、英国的和美国的资本积累长周期，正在形成的亚洲周期在创建自己的结构体系，在利用以往物质技术成就的同时，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中国人把自己的发展阶段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保留了很多社会主义元素，同时也发展私有经济，扩展世界级的资本公司和合资公司。中国的领导人依然是共产党员，他们继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经济上避免用这些意识形态语言，提出独创的概念“中国梦”，以消除贫困、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然后再迈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同时，中国领导人近两年来重点强调解决社会不公问题，保留了以按劳分配为基础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经济调节机制的主要目标是刺激生产活动，为发展生产力提供长期投资。在正成为亚洲资本积累周期核心的国家中，中国最有吸引力。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国家计划和市场的自我调节相结合，国家调控主要经济参数与自由经营相结合，坚持共同富裕与鼓励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相结合。

　　2013年和2014年党的中央全会作出的决定及随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都旨在为中国未来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国家不仅下达指令，而且发挥主持人的作用，在社会群体之间建立社会伙伴和协作机制。官员不再担任企业领导人，而是组织实业、科技、工程等各团体一起工作，制定共同的发展目标，研究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

　　国家经济调控机制正是针对此。国家应提供长期、低息信贷，而商人确保这些贷款专款只用于发展生产。国家应保证自然垄断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设施和服务，而企业则负责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国家应组织并资助那些重要的研发设计、教育和人才培养，而企业家则要专注创新、投资新技术。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和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国家和私人的伙伴关系要服从公共利益。国际合作思路也在相应地发生着变化：那种满足大国利益的自由主义全球化被满足全人类利益的全球化所取代。

　　与美国积累周期为了保证自己资本的利益而进行武装干涉、革命和在世界各地支持政变不同，亚洲资本积累周期是在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建立互利的合作机制。由中国、俄罗斯、印度共同参与完成的欧亚一体化项目完全建立在自愿、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也同样如此，欧亚经济联盟同样会以此为原则运作。欧亚经济联盟的所有国家与中国都有着共同的长远利益和战略伙伴关系，贸易在发展，相互投资在增加，合作关系在拓展。

　　俄中两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强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发展两国经济、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具有重大意义。这在两国货币互换、创建联合研发机构、打造中俄经贸合作区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未来，通过创建欧亚乃至世界最大的共同经济发展空间，将有效凝聚欧亚大陆各国的经济竞争优势。因此，保持各国的独特性，将有助于推动文化、法律、政治体制和经济实践的多样化发展。

　　中国领导层很谦虚，继续把自己的国家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然而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已达到世界先进国家水平。此外，中国高效的生产关系结构使它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榜样，这些国家试图复制中国经济奇迹、拉近与亚洲资本积累周期核心圈的距离。俄罗斯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其他国家应从这一现实出发，研究中国业已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它们不是过渡性的，而是本世纪最先进的社会经济体制。我们要学习和汲取中国的发展经验，如同以前中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