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改革时代的“以民为本”

【本文是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教授为《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韩文版所作的译者序。李熙玉教授研究中国长达30年，是韩国有名的“中国通”。本文翻译：葛小辉。】

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再次处于改革浪潮之中。但这并非单纯的政策调整，而是事关社会主义的存在方式。反腐运动也以攸关体制命运之势在强力推进之中，使整个中国政治社会的热度不断上升。有评价认为习近平时代的改革至少不是胡锦涛时代的原封承继，其根据大概也在于此。关于今日改革的方向和可持续性，中国内外正反双方之间的争论热火朝天。但可以确定的是，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改革其成败并非政权的成败，而是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内部改革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中国社会主义的3个版本

实际上，在建国之后毛泽东时代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国民生存问题，因此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来发展核心产业、推进社会政策，选择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有其不可避免的因素。在落后的生产力环境下，公平分配堪称最核心的福利政策，也是确保体制正当性的核心环节。这个时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1.0时代。

但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改革一代的肩上便担负起了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提高社会福祉的重任。于是，中国引入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先富论，并强调体制的灵活性和效率性以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其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以世界史上创纪录的速度解决了贫困问题，文盲率亦急剧下降。改革开放的这一时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2.0版本。

但随着改革开放疲态的蔓延和社会差距的扩大，中国在有效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究竟是为了谁、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开始遭遇困难。从单位走出来、来到市场上的中国大众也开始感受到福利危机。在这些根本问题悬而未决之际，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危机逐渐扩散。其实在当今中国，“资本”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正凌驾于社会主义之上，认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拜金主义笼罩着整个社会。在这个节点上，如果不重新追求共同富裕，中国社会主义便有可能陷入难以自拔的巨大漩涡：不创造就业岗位的经济增长就会日益普遍，并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中国共产党亦可能与民众渐行渐远。于是，社会上开始蔓延对未能改善大众生活质量的体制和理念以及对国家存在理由的怀疑。而仅依靠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无法解决这些根本危机的。承担起这些历史重任的时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3.0时代。

二、中国需要把人民的真实要求切实反映到国家的具体政策中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作者们（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并非无条件地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或以习近平时代改革开放的战斗士自居。虽然是在社会主义2.0时代、受着改革开放的洗礼而出生成长起来的75后青年学者，但他们所期望的学术思想和政策方向超越了单纯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些青年学者拥有深厚的社会科学理论功底，并有畅游古今贯通东西的宽博学养。他们超越了单纯“以中国逻辑解释中国事物”的层面，时而借鉴西方学者的认识框架来反观自身逻辑的不足，时而试图推进被中国研究者视为终身课题的“中国性（Chineseness）”的科学化。他们拥有中国崛起带来的体制自信，善于对中国问题的西方式解读进行批判性重构，并积极开发有关中国发展方向的宏观话语。他们既是新一代学者，又是中国改革的方向舵。

其实，这些青年学者的主张很单纯，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是走进群众，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一核心课题的担纲者，需要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原初价值。他们警告说，如果脱离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泥足巨人。他们强调仅仅依靠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法思维是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的，中国需要把人民群众的真实要求切实地反映到国家的具体政策当中去，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推进这一实践的相关方法论。

这些学术主张与作者们的出身环境并非完全没有关系，他们是在平凡的中国家庭里出生成长、通过自身努力进入北京大学等名校学习、随后又在国家的资助下到世界驰名的海外高校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重新回到中国学界的青年学者。他们同时拥有从国内和国外两个视角来客观观察中国社会的机会，因而得以一方面尝试从理论上纠正西方对中国的“有意的偏见”，一方面着力针砭中国共产党因疏于内部建设而出现的日益官僚化倾向。他们支持习近平时代的政治路线和强力的改革政策，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和使命做出了深刻省察，并对中国式话语的创新抱有深沉的关怀。

三、中国社会主义应该通过自我革新摸索出一条新道路

《大道之行》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不到一周就在三大网店全部售罄，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读者的反响可谓排山倒海。尽管担负着沉重的社会科学责任，却能成为广受关注的畅销书，这足以说明这些青年学者对今日中国问题的思考和主张是引发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共鸣的。对于习惯了被动应对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和普世价值的中国学界而言，这本书无疑是带来学术冲击的一股清风，它犀利地指出了中国的学术话语应该剑指何方、又该如何与变化了的世界携手共进。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的挫折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胜利、公有制的弊端也不代表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应该通过自我革新来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这些青年学者的着眼点在于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革新这一课题。他们从中国历史的延续性而非断裂中寻找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轨迹和源泉，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当时当地”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毛泽东时代也并不是单纯地需要超越和克服的对象，他们强调应该积极发掘毛泽东时代的核心精华。“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需要返本复源”，这些青年学者的问题意识从某些角度来看可谓极其简单、纯粹。他们怀着学人的责任感，追问为何中国在不断发展而人民群众的抱怨却越来越多、各个阶层间反而日益不平等起来？他们主张中国并不需要更多的资本主义，而是需要党员干部走到群众中去。在这些青年学者看来，今日中国政治有中日益脱离人民的倾向，因官僚化弊端而面临“代表性危机”、因主体性迷失而面临“正当性危机”，如此将难以应对大数据时代和信息通讯革命时代的各种挑战。因此，他们明确提出中国前进的方向不应是基于个人主义的“以人为本”，而应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以民为本”。

他们超越西方普世性与中国特殊性的两分思维窠臼，从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来审视社会主义。即既不盲从建基于政党竞争和三权分立的熊彼特式民主政治观，同时也超越了“中国与众不同”的定式思维。他们追问的是，民主的原初价值是什么？如何发展优质民主？如何解决民主化之后的各种课题？为何移植的西方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和社会里都命运不佳？以所谓“一党独裁”来贬低党国体系是否恰当？强社会弱国家能否担当起良政的重任？

这些青年学者既熟练掌握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又能够充分动员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形成的政治智慧和思想资源。在精英产生方式上，他们尝试对基于贤能政治（meritocracy）而非票选的选拔制度进行历史追溯和解读，这种尝试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融会古今中西的视野。同时，他们还以青年学者的气质和气概试图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陈旧论调进行补充和完善。

实际上，中国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曾以“通治百病”和“海纳百川”之势试图用社会主义理念来容纳所有的新事物和新政策，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概念的“外延的扩大和内涵的空虚”。看似能所向披靡解释一切，实则是自我虚化和做空。这些青年学者试图为自己的国家探索出一条道路来摆脱这样的理论困境。比如，邓小平时代曾提出中国在过渡期之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但当时并未对中级和高级阶段给出说明，仅仅说初级阶段应该持续百年以上，并强调这个问题“不争论”。对此，作者们提出，中级和高级阶段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与资本共存，但国家可以有效统御资本的阶段。

四、《大道之行》的核心观点

这本书共由五章组成。第一章是从世界文明史的视野出发对中国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评价，尤其是对解释当代中国时经常被动员的文明、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等关键词和核心概念进行了重新构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文”和“明”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同，它是超越了敌我、内外和自他的一种光明状态；“中国”的构成要素包括具有文明认同的中华民族、革命和执政的先锋政党而非追求特定利益的游戏参与者，以及在传统和外来文化的互动中形成的文明，“中国”是由这三种要素组成的三位一体式的概念。同样地，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身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并因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益分配而必不可免地受到资本主义逻辑的影响，但并不以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目标；社会主义的核心在于驾驭资本，而这一历史任务理应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只是共产党员需要把重点放在自我修炼、自我完善和提高党性修养上，警惕脱离人民群众，同时还应解决退党渠道不畅的问题，允许不认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党员自由退党。

第二章主要关注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过程中中国政治制度面临的资本侵蚀国家、国家自主性受到损害的情况。中国需要确保国家的自主性以克服这一危机，中国共产党需要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人士，动员一切可能的改革措施，提升政治体系的兼容性。作者们认为，在追求“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情况下，选举不会促进共同体的治理改革，反而可能引发内部分裂。

第三章主张要走到群众当中去。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中国基层社会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核心家庭日益普遍化，基层社会的凝聚力日益下降、其根基和地位也日益被削弱。而且，在基层社会里选举的功能不断弱化，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也显著下降。这些青年学者呼吁，党要像党、党员要像党员、人民要像人民。他们警告如果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基层社会进行重建，中国共产党将很可能遭遇危机。这也是他们提出在基层一方面要实践群众路线、一方面要强化直接民主这一大胆主张的原因。

第四章提出要激活人民社会。重点在于谁来主导社会治理、谁来参与其中、又是谁来受惠的问题。其核心在于尊重人民群众、以及如何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中国社会过去是以工作和生活的共同体——“单位”为中心运转，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单位制度逐渐解体，“社会”开始取代这一位置，于是社会流动日益活泼、市场也快速运转起来。作者们强调中国式结社革命对于重新组织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认为人民社会必须能够包摄公民社会。国家需要强化保护社会的义务，与此同时追求国家-市场-个人之间的新均衡。

第五章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是“骑在资本头上”的。资本主义并未像古典马克思主义预言的那样走向没落，至今仍未丧失其生命力，也正因此出现了希求通过资本来解决问题的倾向。但这些青年学者担忧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在借助资本之力实现富国强兵之梦的同时是否有丧失其本质灵魂的危险？他们积极响应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见解，呼吁重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却是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没有共同富裕就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作者们呼吁抵抗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本进攻。作者们认为“不借助资本的力量，社会主义不会成功；而没有社会主义的约束，资本就会成为洪水猛兽”，因此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公益性”的市场经济。

五、真诚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存在方式

这本书对于理解习近平时代的课题和战略方向大有裨益。它并未以隔绝于西方的所谓内在逻辑来闭门造车似地理解中国，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外部观察者对中国的错误理解和看待中国社会时容易犯下的过度泛化（hasty generalization）的倾向。

我们在评价中国时容易掉进去的偏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陷入过度依赖西方理论来论证中国党国体系的不可持续性，或在设定相当长的等待时期后断言中国社会必定会发生变化的宏观理论陷阱；另一种是沉溺于中国式逻辑，仅局限于强调“中国与众不同”，使对中国政治体制之不足的批判性理解变得困难，甚至中国式逻辑本身便汩没于官方话语而无法有效反映中国所自豪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文明遗产。正因为此，从某些层面而言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未能具备足够的深度。

对于在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精神洗礼下成长起来，朝鲜战争时中国曾介入其中，因中国崛起而有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有多重历史、政治和思想因素纵横交错在一起的韩国的中国研究界而言，这本书里随处都有难以理解和接受的逻辑结构和思想主张。但这些青年学者们并非老套地重复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也不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正确，而是真诚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存在方式这一根本性问题，也正因如此，国际性的学术讨论是充分可能的。

而且，虽然这些青年学者是针对中国未来方向而展开的激情讨论，但他们的主张超越了单纯的意识形态，也为思考今天错综复杂的韩国政治提供了很多启发和佐证。今天的韩国政治也正受到国民的冷眼相待，个中原因虽有很多，但根本问题在于沉溺于制度决定论，在获取民心方面却败得一塌糊涂。我们可以借用这些作者的观点说，韩国政治的成败并不在政治体制，而在于政策。不仅如此，我们一贯强调基于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把权力的有效整合视为有违民主的独裁行径，对于这样的倾向我们也需要给予重新思考。正像本书作者们对执政60余年后的中国共产党是否会蜕变为国民党化抱有深刻的警惕那样，我们也需要追问今天的韩国民主是否被困在一种陈旧的制度框架下无法找到突破口而正与国民渐行渐远？

当听到《大道之行》这本书在中国学界大为流行的消息后，成均中国研究所即刻获取本书，研究所成员在阅读之后进行了很多讨论。首先一点是，此前尚未见过从中国背景出发如此深刻、犀利地对中国逻辑和叙事进行介绍的著作，作为将引领未来中国学术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这些青年学者的思考可以帮助韩国读者了解今日中国。有鉴于此，在短暂的讨论之后，成均中国研究所便即刻着手组织翻译，研究所的研究教授和研究员分工合作、齐心合力，致力于保质保量保速度地完成翻译工作。也只有在着意成为中国研究新平台的成均中国研究所的现行运作体系下，这样的翻译工作才成其为可能。只是在未考虑研究所成员工作强度的情况下“强行”推进《大道之行》的翻译计划，作为研究所所长，内心的歉疚难以言表。为了尽快高质量地完成本书的翻译工作，研究所的研究教授杨甲镛、金度经、徐正京和高级研究员李珠煐、杨哲等不惜牺牲节假日等个人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努力，这本书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与韩国读者见面。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葛小辉研究员则出色地完成了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沟通协商韩文版权问题等诸多实务性工作，保障了翻译出版的顺利进行，她的幕后努力亦不可谓不大。

只不过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有一个极大的困难，那就是如何把作者们游刃有余的引经据典和驾驭自如的西方社会科学专业术语翻译成通俗易懂的韩语，献给韩国读者。谨在此声明，翻译上的所有责任都由成均中国研究所承担。另外，近年来多次一起共事的成均馆大学出版社的同事们在校订晦涩难懂的翻译稿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细致的校订工作让韩文版得以顺利面世，在此一并向他们致以谢意。我们相信本书可以帮助韩国读者实事求是地了解今日中国，希望它能够为韩国的中国研究者提供丰富的思考材料和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