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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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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杨克亲历过许多流派与潮流的更迭,却从不被流行的趣味与风尚所左右、裹挟;而一直视诗为生命栖居的精神家园,坚守独立的文本立场,历经近四十年的风云流转,终成一只不老的“青鸟”,没镀过大红大紫的速荣光环,也无明日黄花的速朽的悲哀。并且沉潜自觉,越写越好,既有着标志诗人成熟的明确方向感,又饱具撼动灵魂的冲击力。人民文学出版社日前出版的《杨克的诗》再次透漏了这一信息。

  对杨克来说,写诗是关乎心灵和精神之事,所以他的诗是“走心”的。不论是《走向花山》《图腾》中原始神性之根的执着找寻,还是《火车站》《天河城广场》等都市景观、体验的日常凝眸,抑或《人民》《春天盛大的绿只疯长在诗歌中》的底层与生态的温热抚摸,均因“心灵总态度”的融入,烙印着主体的思想渴望和吁求,蛰伏着与读者心灵沟通的可能。当很多人以为“非”诗的社会、现实层面的因素无助于美时,他从心灵出发却很少沉湎于个体情怀的抒唱,而是力求在“及物”向度上建构自己的诗歌美学,在与外在世界的宽阔“对话”中,对现实做贴近又超越的诗意发现和言说;尤其是“血肉之躯/不能被抽去骨头”(《对一个中年男子的描述》)的诗人身份认知,更赋予他的诗一种为天地立心的担当色彩,常以个人视角传递群体或时代的情思意向,不管诗风如何嬗变,总能诗魂硬朗、充满力量。像《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乡村的农作物越种越矮/老人和儿童/是最后两棵疼痛的庄稼”,就走笔当下生存,却寄意深远,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迁移的畸形事象与精神阵痛令人触目惊心,那种对时代内伤的定点透视,乡土众生的终极关怀,内隐深沉的人生担当,正是“忧患之思”的人文传统的赓续。可以说,作为现实良知的代表,杨克诗歌相互间聚合拼贴的散点透视,完成了转型期中国“形象心史”的书写,从中能够捕捉到历史的纹理走向和内在脉动。

  杨克想象力出色,他的诗在感性路线上行走得稔熟自如。大都市最为嘈杂凌乱的场所,经他数笔勾勒便形神毕现,“火车站是大都市吐故纳新的胃/广场就是它巨大的溃疡/出口处如同下水道,鱼龙混杂像外排泄/而那么多好人,米粒一样健康”(《火车站》),拥挤和孤寂、时尚和欲望、健康和溃疡等矛盾因子的组合,见出了都市繁华背后冷漠残酷的本质。而更为引人瞩目的是,杨克诗中“思”之品质和分量在日益强化。诗是“肉身中灵魂的顿悟与唤醒”观念,同丰富的人生阅历、自省的心理结构、超拔的直觉能力遇合,使他的《有关与无关》《又读〈围城〉》《向日葵》等诗,不时越过生活、情绪以及感觉的层面,直抵事物的本质,成为回味与沉思的结晶,在感性之外滋生出一定的理性,更像是一片片思想的家园,或一条条人生的“眉批”。隶属南方的感性和偏于北方的理性在诗里融汇,无疑增加了杨克诗意内涵的高度和深度,也会引发读者对诗歌只是情感、只是生活的传统观念的质疑和反思。

  与诗魂的高迈硬朗相比,杨克在诗艺上更不甘人后。他的《石油》《“缓慢的感觉”》《雨打芭蕉》等作品中广场、石油、电话、汽车、吉他、咖啡厅、火车站等商业叙述的物质类语码大量起用,以新质显豁的意象冲击了传统诗歌的意象格局。杨克的诗在结构、平衡大与小、抽象与具体事物的构思方面的功夫也令人折服,如《我在一棵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广州》,或将“石榴”和“祖国”类比,曲诉对国家的爱、对苦难同胞的悲悯,或则诙谐“火车”与“命运”的方向,暴露不少人眼中淘金者乐园及其欲望的虚妄,都能大里带小,小中见大,虚实相生,有种举重若轻的风度。特别是杨克的诗在丰厚文化底蕴支撑下的反讽、幽默的机智风格,更堪称独步。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杨克诗歌打开的艺术可能性及其不俗的表现,对诗坛有一定的启示。

发布时间:2015年04月13日 06:25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钟海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