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与歧途》

【精彩文摘】

自  序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研究生时期开始，就写些评说当下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文章。这样写了十多年，终于有些感到厌倦，于是便把目光投向往昔的文坛，写一些谈论往昔文坛人、文坛事的文章。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间就跑出了文坛，写起了与文坛、文人无关的文章。

从文坛上的人与事到与文坛无关的人与事，中间有一个过渡，那就是那类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人物，是那种既与文坛有关又不仅仅与文坛有关的事情。收在这里的，大都可算是写这种亦文亦政的人与事的文章。

百余年来文人、文学、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但仍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评说。许多人，许多事，还远远没有说清，也许竟永远不能说清。这其间，有太多的血与泪、哭与笑；有太多的荣与辱、梦与醒；有太多的真诚与虚伪、迷狂与悔恨；有太多的奴颜婢膝、苟且偷生；也有太多的得陇望蜀、趁火打劫……对于后人来说，则有太多的启示与教训。

我写这些文章，也有一个从比较随意些到比较严谨些的变化过程。刚开始写这类文章的时候，态度更轻松，虽然也做注释，但做的是夹注，且做得比较简略，文章篇幅也比较短小。那时候，是把这些文章当作“余事”做的。在《钟山》等刊物发表后，颇有些反响，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给我热情的鼓励，这让我在写这类文章时渐渐正襟危坐起来。注释从夹注变成了尾注，做得也尽量准确、周全。刚开始，是有一点想法、几条材料便敷衍成文，后来，则尽可能把与题旨有关的材料多看些，把事情的经过尽量说得详细、全面点，这样，篇幅也便越写越长。最初的这类文章，都只有数千字，现在则常常要写到三万字左右。这是收入书中的文章有的很短小有的很冗长的原因。

十多年来，写文而政、政而文的人与事的文章，并不止这些。还有一些，暂时不能收在这里。

《列子说符》中讲了一则歧路亡羊的故事：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成语“歧路亡羊”典出于此。这本小书中，有一篇谈柳亚子的《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应该是书中最长的文章了。柳亚子《读史》诗中有一联是“大错无端铸六州，亡羊歧路误清流”，“亡羊歧路”用的就是《列子》中的典故。在为书起名时，想到了柳亚子的这一联诗，还想到鲁迅致许广平信中谈到的“歧路”问题。鲁迅说：

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

歧路之所以为歧路，就是并不知道哪一条是正途。若知道何为正途，即便是“歧路之中又有歧”也无妨。事前知道是或可能是“歧路”，并不容易，必须是头脑异常清醒、冷静的人，才能有此智慧。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开步前不知是或可能是“歧路”，走到中途才明白误入歧途。中途而知歧者，有的人能迷途知返，有的人则欲返而不能，歧路就成了不归路。还有些人，是把歧路走到底、走到死，也不知走过来的原本是歧路，只是别人或者后人，才看出他一直走在歧路上。

也想起了王国维写夜宿故乡的诗：

新秋一夜蚊如市，唤起劳人使自思。

试问何乡堪著我？欲求大道况多歧。

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欲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斗离离。

这真是世人皆睡我独醒、世人皆昏我独疑了。

因为胡乱想到了这些，就把这本小书命名为《大道与歧途》。

这本小书能够出版，要特别感谢深圳的梁由之先生。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九日

南大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