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最后600天》

　　惺惺相惜

　　毛泽东很关心周恩来的健康。他看到了周恩来病情越来越重的报告，这使他很担忧，不仅派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还派人送来了一个特制的沙发。

　　1975年2月，四届人大开过后，医疗组如释重负，开始为周总理再次准备“开膛破肚”的大手术。手术定在3月26日进行。

　　3月20日凌晨，周恩来在病房中强撑病体，写出一份长达700字的报告，向住在南方的毛泽东详细说明了几年来病情发展、变化的过程：

　　主席：

　　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去年十一月十二日经镜照电烧后，一个半月内仅尿血就九个C.C.多；今年二月四日经镜照电烧后到现在一个半月内，亦仅尿血十个C.C.多，如待满三个月再进行镜照检查，当在五月初或四月底。

　　今年开会后（注：指四届人大），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经此癌肿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像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转报主席，我绝不应再逞雄了。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问主席好！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三·二十

　　周恩来信中提到的“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指的是1935年7月28日，周恩来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松潘毛儿盖，进入草地后最为艰难的一段路程。

　　这时，周恩来突然发起高烧，几天一直处于昏迷之中。当时毛泽东赶紧让邓颖超从休养连来到总部帮助照顾周恩来，并指示医生全力抢救治疗。

　　经医生检查，确诊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个别患者在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肠子排出体外才有可能得以生存。

　　因为没有条件做穿刺手术，只能让周恩来服用药物外，又采用了古老的“冰敷”疗法，将冰袋放在周恩来的疼痛部位，希望此法能挽救他的生命。经过六七个小时的焦急等待，周恩来终于慢慢地清醒并排出了许多脓液。他终于成为脓液经肠道排出体外的幸存者。

　　事隔40年，周恩来又重提旧疾，为的是说明病因。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癌症很大程度都是因为操劳过度，压力过大与生活不规律所致。可是周恩来患病以后从不流露这种情绪，而是用平常心接受了这一残酷现实。

　　此时毛泽东正在浙江杭州的西湖边养病，因患老年白内障，几近失明，全凭耳朵感知外界，掌握情况。文件信件全靠工作人员读给他听。这对一个明察秋毫、过眼不忘的伟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痛苦。

　　他听完周恩来的来信，非常伤感，躺在床上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自从周恩来患病以来，毛泽东一直关心和惦记着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次审阅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总是特别认真。不能看东西后，当工作人员给他读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有的地方要让工作人员反复念几遍。特别是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几次手术的细节情况，他听得格外认真、细致，而且都能记住。

　　3月26日这一天是周恩来实行结肠肿瘤治疗手术的日子。一早，他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与手术有关的事情，而是与秘书一起清理住院以来未批的“文革”积案，对一些亟待办理的重要文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其中包括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写信的原件，提出“均暂保存”。

　　——将杨勇问题的复查报告送叶剑英处，并告：对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是处理类似问题的第一件，从现在的口径来看，严了一些。

　　——将迟群关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大会的检讨退纪登奎，并让秘书写便条转纪登奎：迟的检讨空洞无物。

　　……

　　直到中午。文件才一一处理妥当，周恩来觉得十分疲倦，但他可以松下一口气了。

　　秘书离开时，有些忐忑不安，望着总理说：总理，祝愿此次手术顺利。祝愿总理尽快康复！

　　周恩来笑笑，脸上的表情一看就是对此并不乐观，摇头回答：不一定啊，有两种可能？？

　　秘书跟随他多年，知道总理不干完这些事情是不会安心躺在手术台上的。他望望自己手里一摞必须处理的文件，明白总理也是怕自己进手术室“万一”了，不想留下未竟的事情而遗憾。

　　3月26日下午，周恩来承受了住院后的第三次大手术，手术切除了结肠肿瘤。经病理检查，肿瘤是恶性的。最要命的，也是最不好的征兆，这个肿瘤并不是膀胱癌细胞转移所致，而是一个新生癌病灶。说明周恩来的身体里又增加了新的“敌人”。这样一来，病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奇迹再无可能发生！

　　手术完毕后，周恩来还在手术台上，医生们正在为他的伤口进行包扎时，发现他缓缓睁开了眼，目光中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医生以为他很痛，要呻吟，但仔细一听，听到的是：叫李冰同志来……

　　李冰时任中国肿瘤医院的院长，周恩来手术时她也在现场，手术结束才离开。护士赶紧将还没有走远的李冰叫住。李冰以为总理有什么情况，很是紧张，一路小跑，几乎是冲进了手术室。

　　李冰轻轻俯身贴近周恩来，问他有什么不舒服？

　　周恩来的声音很小，但他说出来的话，出乎全场人的意料！

　　“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李冰先是一愣，但她马上明白了总理的意思，回答说：“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

　　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脸上已经沁出了汗。

　　李冰赶紧点头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

　　李冰用力抿紧嘴唇，防止泪水流出来。但她一退出手术室，泪水就不听话地流了下来……她无法言表此时此刻自己悲伤与感动交织的复杂情绪。她救治过无数的癌症病人，却从没有遇到像周恩来这样如此忘我的病人。他身处绝境却不关注自己的安危，从死神手里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惦记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情况。

　　李冰由此感知，人的伟大有时不在高处显现，而是在生死危难中凸显。周恩来不希望这个世界再有人像他一样身患绝症，遭受病痛折磨。他下地狱是为了避免更多的人下地狱。这就是今天的人们无法忘怀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这时，周恩来收到了毛泽东送来的一张大沙发。

　　这张沙发是特制的，和以前俄式的高大沙发相比，坐起来要舒服很多，坐垫是用乳白色的海绵做的，下面钻了很多蜂窝形的小孔，也比原来的弹簧软多了。

　　原来毛泽东经常在过硬的沙发上一坐就是半天，居然长了褥疮。身边工作人员决定给他做一个软一些的沙发。后来警卫局副局长出面到木器加工厂搞了一个样品。沙发拿回来让毛泽东试了一试。他一坐，很是满意。这时他想到了同样患病的周恩来。

　　毛泽东马上告诉身边人员：“总理现在生病，也给总理送一个去。”

　　周恩来手术后能下床活动了，他也很喜欢坐在这张舒适的沙发上看文件看报纸。

　　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路走来，一同走进了晚年，又同时身患重病，深陷困境，但两人惺惺相惜，彼此多了一份牵挂。

　　这两张特制的沙发陪伴着两位老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