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如何成为奈保尔

我们谈论V.S奈保尔总是不得要领。

不是对于他的印度裔身份过于在意反复谈及，就是对于他的私人生活一边窥探一边批判。读他，难道仅仅为了消费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名词？我天生反骨，对于奈保尔在中国非虚构圈子受到的追捧一直有点避而远之，反而在2014年上海书展之后，很多人肆无忌惮谈论其风采不再之时，开始阅读他的著作，由此感叹错过奈保尔多年。

奈保尔并不好读，除了以“印度三部曲”之类非虚构系列闻名于世，他的小说其实不那么容易进入。因此，理解奈保尔的捷径并非各类评论，而是他相对直白简单直抒胸臆的一些文章，杂文集《我们的普世文明》就值得推荐。这本书也许不是典型奈保尔式的大部头经典，却是理解奈保尔不可或缺的背景注脚。

众所周知，奈保尔登入文学世界，从五六十年代任编外撰稿人开始。当时，他旅行世界，为伦敦媒体撰写一些评论。奈保尔在自序中如此回忆，“要写就写关于"异域"的文章，既可以采取理想的方式，也可以采取轻松的方式。轻松的方式（编辑们偏爱这种方式，因为那也是他们熟知的）……如果你富有这方面的才华，两天之内你就能交出睿智而又迷人的稿子。但我想象不出，你从中获得了怎样的知识和经验”。

奈保尔之所以成为奈保尔，就在于采取不那么轻松却应该的方式，非常辛苦甚至令人身心疲惫。这一方式因为当时的环境、他的年轻而成为可能，成果之一是这本杂文集，更多则沉淀为他日后虚构与非虚构的作品素材和蓝图。甚至可以说，这些文章是奈保尔的成长记录，也部分塑造成就了奈保尔这个人。即使不是最佳作品，奈保尔也觉得这些文章对自己非常重要，称“它们哺育了我”。

《我们的普世文明》时间跨度40年，地理也从奈保尔的出生地横跨印度以及美国等地，但贯穿其中不变的，是奈保尔的观察与思考。不同地理时间上的点最终连接成一条线，这是奈保尔从边缘到主流的人生感悟，也是他对于纷繁世界与文明心态的价值根基，那就是普世文明的存在与价值。

奈保尔曾经说，“如果我必须对普世文明做出描述，我会说，普世文明既能促使人去以文学为志业，也能提供关于文学志业的理念；同时它还提供了去实现这种志业的途径；这样的文明促使我踏上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旅程。”事实上，所谓普世文明，意味着追求幸福的观念，而他一生描述讥讽最深的，则是普世文明的对立面，混乱又简单。这些世界一边依赖于普世文明的进步与成果，一边却排斥这种文明，表现出一种“哲学上的歇斯底里”。奈保尔发问：“为什么有些社会或组织在满足于享受进步果实的同时，又倾向于蔑视推动进步的种种条件？他们用什么样的信念体系来对抗进步？”

奈保尔以他的智性与见识，刺穿了很多虚伪的希望与假象，这些评价也许让人不够愉快，甚至显得不那么包容，但这就是奈保尔。你可以说他的理念是保守主义，但是在矫饰的相对主义横行之下，坚定的保守主义具有文明的指南针意义。

回看印度，这一身份对于奈保尔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评论家觉得很重要，甚至将母国游子之类刻板感情模式带入分析，我认为这属于过度解读甚至误读。对出生在小岛特立尼达的奈保尔，他一生都在经历多种边缘身份的重叠，他将自己称为一种“双重意义上的殖民地人”。他在大英帝国的边缘成长，一直期待成为大都会人，印度并没有给予他这样的机会，唯有普世文明之下才有机会，奈保尔曾经期待在印度遇到大都会的风范，但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奈保尔经历了从沉醉到逃离到熟悉再到疏离的复杂过程。

关于印度，我读过《不顾诸神》、《印度的呐喊》之类分析，多从经济入手，难免有过于简明的问题。不过各类斩钉截铁之类评价背后，我总怀疑有奈保尔所谓“歇斯底里”的意味。奈保尔所谓“哲学上的歇斯底里”就是一种简单，以简单的自信对抗到底不算高明，狂热真诚不能自证信念正确，无论立场还是智识。

简单的毁誉之外，奈保尔则表达复杂的深邃。人们总对奈保尔说印度非此非彼，奈保尔却洞察印度广阔之下的单调。他将印度比作一种疼痛，“我期望遇见大度、根性与自信，找到的却是种种自我怀疑的殖民地心态。”

这些话可以理解为在说印度，但也是谈论印度之外的地方。不知何时对于中国的记录之中，希望也能看到类似深度。（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