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时候我醉着”（品读经典）

　　我们拥有玛格丽特·杜拉斯，已经长达一个世纪。从法国辐射到世界各地，她似乎无处不在。

　　“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于印度（越南），父亲是一名数学教师，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童年时代只在法国度过一次短暂的假期，十八岁前一直在西贡长大”——这是她早期作品前一成不变的、简短的作者说明。这份说明已经给了人们太多的想象。于是，在七十岁高龄以《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后，人们突然对她十八岁以前在西贡的经历产生了莫大的兴趣。连带着，对她此后的人生也感起兴趣来，以至于已经忘记她究竟写了些什么。

　　我们可以把作者说明写得更长一些：回到法国之后，她进入殖民部工作，第一部作品是关于殖民地的。后来专事写作，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开始，渐渐在文学圈获得一席之地。她结过婚，丈夫安泰尔姆是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集中营，巴黎解放后得到营救；有若干恋人，并与其中一位恋人育有一子。七十岁时，其作品《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从此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流行。

　　这些依然可以让人产生无穷的想象。在她孜孜不倦、拼了命投入的写作生涯里，有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祖国被占领，丈夫被抓走，楼上住着与德国纳粹走得很近的右翼作家德里厄；有二战结束后，波伏娃在《名士风流》里描写的迷乱生活：理想成了虚幻，人生不知何去何从，尤其对她这么一位向来与存在主义不睦的“知识分子”而言；有法国必须面对的为当初殖民付出的代价：阿尔及利亚战争再次把民族、贫穷、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提了出来——总之，是现代社会失去信仰之后的林林总总。

　　当然，我们还要加上一个重要的冲突，那就是男人与女人的冲突。和一切写作者一样，杜拉斯是作为一个战战兢兢的“生手”出现在当时还归男人控制的文坛的。她听从男人们的意见，愤怒地与大出版商周旋、讨钱。她一直有小女孩的那一面，焦灼地等待着读者的评价。但是突然有一天，角色倒置了，她认为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于是，她戴着她那副硕大无比的黑框眼镜，用嘶哑的声音凛凛然地对男人指手画脚，并在写作的世界里重塑着自己的命运，一次又一次。

　　有时候，我们禁不住要想，命运被裹挟在二十世纪这个巨大黑洞里的人无穷无尽，方式也无穷无尽，而这个女人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呢？或者我们可以把问题缩小一点：这个写作者究竟给文学带来了些什么呢？仅仅是一个和中国男人有关的故事吗？或者，稍微多一点，是关于家庭、母女，哥哥与妹妹、暴力与爱、可能与不可能的故事？如果真是这样，她不会陪我们走过一百年的时间。在杜拉斯的写作中，故事——尽管它可能是启动阅读的首要因素——从来都是次要的。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杜拉斯在得到一部分读者的痴迷追捧的同时，也遭到另一部分读者的厌弃。她不擅长写故事。

　　要怎样说明才能够让人们理解呢？这个女人痴迷的是语言。为此她受尽伤害，为此她不惜明白地告诉所有读者：瞧，我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文学天才。没有了其他叙事手段作为遮掩，写作会显得尤为艰难。她用破坏的方式经营着属于所有人的语言，一次一次把语言带向更远的边界。甚至，她的实验不再限于小说语言的范围内，还指向了文学传统的样式——戏剧，也同样指向了二十世纪新兴的产物——电影。

　　又要怎么样抵抗，才能够逃脱她为我们布下的所谓爱情的陷阱呢？在她所有的故事里，都有一个“要爱而不得”的模式，尤其是在《情人》之后。她那样沉痛地写道：“衰老的过程是冷酷无情的。”如果说这么惨痛的文字也依然没有阻挡伪浪漫的蔓延，或许围绕结尾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相信，这真的不再是一个爱情故事。在与《情人》电影导演让-雅克·阿诺暴风雨般的斗争过程中，杜拉斯一直对着阿诺的电影剧本破口大骂，指责剧本是一堆垃圾，骂声持续到最后一页。阿诺等她骂完了之后，平静地告诉她：“可这是你的原作呀，一个字没改。”

　　她说，哦，写的时候我醉着……

　　“醉”是浪漫的字眼，事实是，杜拉斯酗酒。酗酒的背后，是软弱、挣扎、不能自拔，在毁灭与重生之间徘徊。这就是写作者沉沦的形象。读者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才对杜拉斯又爱又恨吧？而不仅仅因为那个或许并不存在的爱情故事。

　　制图：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