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暴行背后的动机
现在我们终于要回答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了——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日军的心理状态。在那些手持步枪和刺刀的年轻士兵心中，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实施如此残酷的暴行？
许多学者为此绞尽脑汁，仍然难得其解。西奥多·库克在与妻子治子·塔亚·库克合著的《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Japan at War： An Oral History）一书中坦承，日军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的残暴程度令他困惑不已。他发现日本内战史中没有过如此邪恶的事件；相反，对城市人口进行有计划的毁灭和屠杀似乎是蒙古历史而非日本历史的组成部分。他说，试图检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心理状态的难度堪比探索“黑洞”。
许多人发现，很难将日本人在南京的野蛮行径与其广受赞誉的精致礼仪和优雅举止联系在一起。但有些军事专家认为，这两种行为看似毫不相关，其实是密切相联的。他们指出，日本古代武士阶层具有令人生畏的社会地位，几个世纪以来，如果佃农没能恭谨有礼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武士就有权砍掉他的人头。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在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文化时说：“直到今天，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所谓礼貌的回答是指给出一个令提问者感到满意的答案。彬彬有礼竟然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是不是有点儿令人吃惊呢？”
还有些专家将日本在战争期间的暴行归咎于日本文化本身。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写道，由于日本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不具有普世性，而只限于某些特定的地域和人群，一旦到了国外，这些规范很容易就被置于脑后了。还有些专家指责日本宗教的非基督教性质，声称基督教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认为世间万物其实都是依照上帝的想象创造出来的，而日本的神道教则认为，只有天皇及其后裔才是依照神的想象创造的。通过援引诸如此类的差异，这些专家得出结论：某些文化不论发展到多么精细复杂的阶段，其核心要义仍旧停留在部落时代，个人对部落内部成员承担着各种道德义务，而在处理与部落外部成员的关系时则奉行截然不同的行为规范。
这种假设具有某种潜在危险，因为它暗示了两种观点：第一，从宗教本质上讲，日本天生就比西方文化缺乏人道精神，因此必须用不同的标准评判日本人（我发现这种观点既不负责任，又带有西方人的优越感）；第二，从某种程度上说，具有基督教—犹太教文化背景的人犯下南京大屠杀这类暴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然而，尽管德国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国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却使德国人变得丧心病狂，甚至将那些被他们视为敌人的民族妖魔化，从而犯下了诸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
回顾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在战争期间实施残忍的暴行显然并非某个民族或某种文化独有的现象。文明的外衣似乎过于脆弱，人类很容易将它弃之不顾，在战争的压力下尤其如此。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日复一日的野蛮兽行呢？日本战犯与其纳粹同党的命运截然不同：大多数纳粹分子都已死在监狱或刑场，即使侥幸存活者也是作为逃犯，惴惴不安地了却残生；许多日本战犯不但依然健在，并且在日本政府的庇护下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因此，他们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以不必担心国际法庭的制裁，向作家或记者透露自己在“二战”期间施暴时的所思所感的人。
以下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中日战争本身并非使日本士兵变得冷酷无情的唯一原因，残杀中国士兵及非战斗人员的任务同样使他们成为残暴的恶魔。事实上，日本军方组织了各种游戏和练习泯灭日本士兵的人性，促使他们杀害那些并未攻击自己的人。
例如，在进攻南京的途中，日军要求士兵参加杀人比赛，而日本媒体则像对待体育赛事一样热切报道此事。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比赛刊登于1937年12月7日的《日本广知报》，这篇名为“两少尉百人斩难分高下”的报道写道：
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同属驻扎在句容县的片桐部队，两人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看谁能在日军完全占领南京之前最先以单刀杀死100个中国人。目前，比赛已顺利达到最后阶段，两人几乎势均力敌。截至周日（12月5日），据《朝日新闻》报道，两人“得分”为：向井少尉杀死89人，野田少尉杀死78人。
一周以后，该报报道说，由于两人都不知道是谁最先杀死100个中国人，于是他们把目标提高到杀死150人。《日本广知报》报道：“向井的刀刃在比赛过程中略有损伤，他解释说这是在将一个中国士兵连头盔带身躯劈成两半时造成的。他称这个比赛很‘有趣’。”
此类暴行并非仅仅发生在南京地区。事实上，这只是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在中国训练其士兵胆量的一个典型案例，下面是一位名叫田岛的日本士兵提供的证词，他叙述的事件绝非罕见。
一天，尾野少尉对我们说：“你们还没杀过人呢，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些杀人练习。你们一定不要把中国人当人看，而是要把他们当成猪狗不如的东西。勇敢点儿！现在，自愿参加杀人练习的站到前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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