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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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板仓杨家/第二章　初识润之

　　杨家是书香门第，向家是诗书世家

　　板仓冲，位于长沙县东北隅，离长沙城约120里，与平江、湘阴两县交界。这里群山环抱，飘峰、影珠两山，挺立于板仓东西，巍峨峭拔；山上松竹茂密，树影婆娑。冲前的板仓溪，清澈见底，经汨罗，入洞庭，源远流长。

　　这个山清水秀的江南山村，就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夫人杨开慧的故乡。

　　板仓原属长沙县清泰都，后属东乡，分上、下板仓。杨家就住在下板仓屋。杨家的房舍分为上、中、下三幢，平行排列，前高后低，全是坐西朝东，由泥土砖砌成，盖小青瓦，前筑有防护矮墙，形成一个较大的院落。院落三面环山，屋坪前是两口明镜的水塘，再往前面是一片宽敞的稻田，板仓溪就在稻田中逶迤流过。杨家下屋四周风光十分秀丽。

　　1901年11月6日拂晓，南方初冬一个可爱的早晨，万朵红霞，簇拥在飘峰山顶，似山花，如火焰，把板仓冲映得通红。这时，从杨家下屋右侧的厢房里，传出了一个新生婴儿的啼哭。

　　20世纪初叶，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1898年戊戌变法兴起，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使得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异常尖锐激烈，各地变法、图强大潮暗动。

　　在这一过程中，湖南地处中南腹地，被帝国主义视为“铁门之城”。自从20世纪初年，岳州、长沙被辟为商埠之后，封建豪绅和外国列强进一步勾结，加深了湖南人民的痛苦，同时也增强了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衡州教案”和“辰州教案”迭次发生，以长沙泥木工人带头掀起的长沙“抢米”风潮和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泰东乡虽然偏于一隅，民风开放而又激进，也受到各地反帝反封建斗争浪潮波及。

　　婴儿的父亲，叫杨昌济，字华生，1871年4月21日生于板仓。

　　杨家世居板仓，书香门第。

　　杨昌济的高曾祖父是清代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痒生，于1861年去世。父亲杨书祥，字书樵，捐过一个例贡生，饱读诗书，没有做过什么官，一生在家以授徒为业，生有四个子女：长子昌运，字荣生，第二个是女儿，嫁给金井郑姓人家，杨昌济是老三，老四杨昌恺，字瑞生。杨书祥之弟叫杨小吾，因无子，杨昌恺过继给他做儿子。因此，杨昌济与杨昌恺等虽是亲兄弟，杨昌济却有时称兄弟们为“堂兄”、“堂弟”。

　　杨昌济的母亲向氏是平江县石洞人。向家乃诗书世家，与杨家世代联姻，对杨家子弟影响甚深。

　　杨昌济7岁时进馆发蒙，蒙师就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然而，他不幸8岁失恃，14岁失怙。母亲、父亲相继去世，给他早年的生活留下了不少阴影。1888年，杨昌济17岁时，与舅父前妻所生的二女儿向振熙结婚。向振熙出自诗书世家，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与杨昌济成亲后，生有一女，取名杨琼，但是，杨琼出生后不久即不幸夭折。婚后第二年，杨昌济参加长沙县学试，一举考上邑痒生。1890年应试举人不第，便出门授徒，边教边学，三年后再次乡试，又不第，心情苦闷，日渐消沉。随后，在乡里授徒，在板仓附近的巷子山陈家当塾师，偶尔到长沙居住一段时间。

　　1898年，杨昌济进入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此时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兴起，杨昌济参加了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成为他们组织的南学会的“通讯会友”，借此机会，他向谭嗣同、唐才常等请教、交流。

　　唐才常，字伯平，号绂，浏阳县人，贡生出身，先后肄业于长沙校经、岳麓及武昌两湖书院。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后，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维新变法变为变法救亡。此时正在武昌求学的唐才常，在救亡热潮的激励下，满腔热血地回到长沙，积极参与湖南的维新活动，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

　　戊戌变法经历108天后，昙花一现，风卷残云而去。变法失败后，已接触新学的杨昌济，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绝意仕进。正好这时，他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8月25日，儿子杨开智出生，杨昌济半喜半忧怅怅回了板仓，从此又隐居乡间设学授徒。

　　到1901年11月，他设学教徒又过了3年，此时女儿出生，家里又添了人丁，他十分高兴。

　　杨昌济先生虽是个教书先生，却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因为婴儿出生的这天早晨飘峰山上红霞万朵，他感慨中华民族处于苦难深重的年代，对后一辈寄托着殷切的希望。于是，给女儿取名开慧，号霞，字云锦，期望女儿在这凄风惨雨的艰难世道中犹如灿烂的云霞，美丽而火红。

　　杨开慧生于一个风雨如晦的岁月，但是，她的降生却给波澜不惊的板仓杨家，尤其是隐居不快的父亲杨昌济平添了一些平淡生活的亮色。

　　杨开慧与毛泽东是如何相识的

　　关于杨开慧是如何认识毛泽东的，史料上无确切记载。

　　毛杨见面的时间应为1914年春。其见面的情况，根据许多人的回忆，各种说法大致差不多，即杨开慧先看了毛泽东写的文章后才见面的。

　　1914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杨开慧正在房中看书，忽听见父亲在外面屋子里连声叫好。

　　杨开慧赶紧放下书，从内房轻轻走了出来，只见父亲手里拿着一本学生的笔记，坐在那儿，边看边赞不绝口。她轻轻走到父亲身边，惊讶地问：

　　“爸爸，这是谁写的呀？”

　　杨昌济合上笔记本，递给女儿说：“你看看，你好好看看!”

　　杨开慧接过笔记本一看，只见上面题着“讲堂录”3个大字，下面署名：毛泽东。

　　于是，她坐在父亲身旁，打开《讲堂录》。谁知她一看就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住了。这本《讲堂录》是一些听课笔记和读书笔记，共1万多字。笔记所及，有外国的人和事，如拿破仑、恺撒、福泽渝吉、牛顿、富兰克林等，但大部分是中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典籍记载的人物，从殷周的伊尹、周公、孙武、孔子、孟轲，秦汉的张良、司马迁、严光，唐宋的李白、杜甫、范仲淹、朱熹、程颢、程颐、张载、周敦颐、郑樵等，到明清的王船山、侯朝宗、魏禧等共百余人；涉及的古文典籍有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及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文学家的言论和著作。

　　杨开慧仔细阅读《讲堂录》，她看着这厚厚的笔记，文字誊写工整，对人对事的看法十分深刻，既钦佩毛泽东的学习态度，又被他深刻的思想所吸引。看完这本日记，杨开慧便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心里暗暗希望能见到他。

　　一个星期天，朝雾还没有散尽，太阳刚刚露出头，毛泽东同蔡和森、陈昌、罗学瓒、张昆弟等几位好友一起来到了板仓杨寓。他们是应杨昌济之约，前来杨家一起讨论有关读书和哲学问题的。

　　众人一到，杨昌济满面笑容地将他们迎进客房。开慧正在房内看书，听到说笑声，也从里面出来。这时客厅里热热闹闹的。她看见其中有一位一米八多的青年，格外显眼：他身材高大，蓄着稍长的头发，穿着洗旧了的灰布长衫，十分朴实大方。杨昌济见杨开慧进来，马上向学生们介绍：“哦，这是小女开慧，正在家里自修。”

　　然后，他又向杨开慧逐个介绍青年们的名字。这时，开慧才知道这位高个子青年正是毛泽东。毛泽东、蔡和森、陈昌、张昆弟都热情地与杨开慧打招呼。毛泽东说：

　　“开慧同学，听杨老师讲，你在家发愤自修，已经读了很多书了。”

　　杨开慧人虽小，却在父亲的学生们面前一点也不拘束，她调皮地回答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呀!”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正是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一怔，马上问道：“你怎么也知道我说过这句话？”

　　“我看过你的《讲堂录》呢!”杨开慧笑着回答说。

　　大家一见杨开慧用毛泽东的话回答他，顿时都笑了起来。这时杨昌济对大家说：“让开慧也参加你们的讨论吧，学点见识!”

　　“欢迎，欢迎，我们正好没有女同学呢!”陈昌说。

　　他话音未落，突然门“吱呀”一声开了。“怎么没有女同学？还有我们两个哩!”

　　原来，是在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向俊贤、陶毅也来到了杨家。

　　向俊贤出生于湘西溆浦一个富商之家。她自幼聪明好学，排行老九，几个兄长曾留学日本，大哥向仙钺是湘西同盟会负责人，向俊贤自幼受其兄的影响，追求新知识。1912年秋，从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校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陶毅，字斯咏，湘潭人，也是富家出身，家里很有钱，此时也在第一女子师范读书，她与向俊贤既是同学又是好友。向俊贤和陶毅都是杨昌济的学生，并且经常来杨家。1914年5月13日杨昌济曾在自己的《达化斋日记》中记载了自己19岁的女学生向俊贤：

　　昨至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见本班二年生向俊贤之日记颇有抱负……可谓是教育界中之人才。

　　开慧见她们来了，连忙上前：“俊贤姐，斯咏姐，你们来啦!”

　　“我们也是赶来参加讨论的。”向俊贤说，因为昨日杨先生已告诉了她们今日毛泽东他们来家讨论的事情。

　　大家围坐在杨昌济身旁。

　　这是一群豪情洋溢、奋发有为的青年学生，他们满怀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急切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家放眼世界，纵情畅谈，从治学的方法，谈到做人的道理，从国家的兴亡，谈到自己的理想。

　　杨开慧坐在凳子上，两手撑住下巴，静静地听着他们的发言，生怕漏掉了一句话，一个字。她听着大家的讨论，仿佛步入了一个崭新的、从未见识过的世界里。

　　大家发言畅谈之后，杨昌济开始给大家讲《达化斋读书录》。这时，杨开慧才悄悄离开客房，协助妈妈向振熙为大家准备中饭。青年们畅谈了一整天。

　　傍晚，毛泽东、蔡和森和向俊贤他们走后，杨开慧立即打开笔记本，兴奋地记下这一天的心得。

　　以后，毛泽东和好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等，经常到杨昌济家聚会。

　　不久，他们的聚会又吸引了一个老秀才。此人名叫何叔衡，号瞻岵，宁乡人，1902年考中秀才，但“感时局之汹汹，人情之愤愤”，拒不到县衙门任职，宁愿在乡下种地、教书。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热烈响应。革命失败后，他又毅然辞掉在云山高等小学堂的教职，赴省会长沙寻找新的出路。1913年春，37岁的他和毛泽东同时考入四师，后又一起并入一师，与毛泽东成为挚友，都是杨昌济的门生。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杨家畅谈治学之道，纵论天下大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谈就是一整天。他们的座谈和聚会，吸引着杨开慧，也吸引着杨开智和柳直荀。此时，杨开智和柳直荀已考入了长郡中学，两人成为同班同学。他们都主动参加这些聚会。

　　杨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也使杨开慧的自修学习发生了新的变化。

　　湘潭学子毛泽东的坎坷求学路

　　杨昌济全家迁往长沙时，在离长沙不到100里的湘潭韶山冲，一位字润之、名叫毛泽东的年轻人也来到了湖南第四师范求学。

　　毛泽东长杨开慧8岁，生于1893年12月26日。他的家乡韶山冲是和板仓冲没有什么差别的湖南农村，但是，他的父亲毛贻昌并不是一位像杨昌济这样学问高深的人。毛家世代务农，毛贻昌虽然读过几年私塾，但从17岁时就开始当家理事，算算数记记账还行，他对什么书呀、学问呀概无兴趣。

　　杨家在板仓是书香世家，几代大户；而毛家在当地只能算是暴发户。毛家一直家境贫困，毛泽东的高祖父叫毛四端，当家时他不满贫穷，借债买田，结果欠下一屁股还不清的债，到祖父毛翼臣时，毛家仍被债所累，生活艰难。后来毛贻昌靠贩运谷子做买卖，毛家才发了起来。到1903年时，毛贻昌在韶山冲拥有田产22亩，每年收稻谷80担。毛贻昌娶妻文氏，共生5个儿子。长子、次子早在襁褓中就夭折，因此，毛泽东排行老三，实际却是长子；毛贻昌还有二子，即老四毛泽民、老五毛泽覃。

　　毛贻昌靠勤俭苦干发家，吃苦耐劳，性格刚毅顽强，但是苛刻、悭吝，并且家长作风严重。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对儿子们却从来既没肉也没蛋吃。对于孩子们的读书，他更是没兴趣。少年时的毛泽东因为读书常常与他发生冲突。

　　毛泽东从小就具有旺盛的求知欲，而毛贻昌让儿子上学的目的就是只要他能记账、会引用经书去赢得官司就可以了。结果，毛泽东读了5年私塾后，父亲就不让他再上学。在辍学的两年多时间里，毛泽东白天干农活，晚上除帮助父亲记账外仍然如饥似渴地苦读。

　　毛泽东不仅爱读书，而且年轻气盛，好打抱不平。一次，他抖落了族长毛鸿宾倒卖粮谷的行为，毛贻昌怕儿子惹出事来，打算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里当学徒。可是，16岁的毛泽东却渴望到湘乡新式的学堂东山小学去读书。结果，父子之间又发生了矛盾。最后，母亲文氏夫人站在儿子一边，并请来亲朋邻居说情。最后，毛贻昌只好答应了儿子读书的要求。

　　东山高等小学堂是湘乡戊戌以前最早兴办起来的新式学堂之一，学堂虽然也教经书，却主要实行新法教育，讲授新学内容的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校长李元圃和杨昌济一样，是一个有着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早晚点名时，经常向学生讲一些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外国列强侵略、欺压的历史。毛泽东听了，深为祖国的命运而忧虑。

　　东山高等小学堂给了毛泽东新知识的同时，更向他展示了一个比韶山冲广阔得多的世界，这激起了毛泽东更强烈的求知欲望，唤起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1911年春天，毛泽东挑着行李走到湘潭，跟着东山学堂赴长沙任教的贺岚岗老师来到了长沙。经贺岚岗老师推荐，他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

　　长沙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毛泽东初到长沙，便被这里激荡人心的革命气势所感染。但是，他在湘乡驻省中学没学几个月，武昌起义爆发，于是，毅然投笔从戎。10月底，他在长沙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当了一名列兵。然而，革命很快过去，当兵又成了混日子。1912年春，毛泽东决然离开兵营，继续去求学。

　　随后，他报考著名的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然而，入校后，毛泽东觉得学校的课程有限，校规也非常呆板。其间，国文教员借给他一本《御批通鉴辑览》，他读了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6个月后，他退了学，寄居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然后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自读。

　　谁知这种自学生活没有坚持多久，就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他住的湘乡会馆里，不但住着许多学生，同时也住着许多退伍或者被遣散的士兵。他们既没有工作，又没有钱，经常和学生吵架。一天晚上，还爆发了一场战斗，士兵们袭击学生，甚至企图杀死学生。毛泽东躲在厕所里，直到战斗结束才出来。这时，父亲毛贻昌也认为他这样自读是不务正业，拒绝供给生活费用；除非毛泽东继续进学校读书，他才寄生活费。

　　毛泽东只好寻找新的住处，并认真地考虑自己的职业。最后，他选择了教育。他觉得自己最适合教书。此时，正好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登出了招生的广告，广告宣称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而且是培养小学教师。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的这一计划也很快得到了父亲的同意。

　　1913年春，20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此，他认识了来自湘潭马家河的罗学瓒，两人同学。

　　毛泽东考入第四师范时，杨昌济正在这里执教，教授伦理学。此时他还兼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育学教授。于是，杨昌济成为毛泽东的伦理学老师。

　　毛泽东考入师范以后，仍是非常好学，他的作文写得特别好。每每他的作文一出，往往是全校轰动，教员把它贴在学监室的对面走廊墙壁上，课余时，让其他同学传读。但毛泽东并不自恃聪明骄傲自满，相反，他更加用功，晚上学校规定的自修时间短了，他就在寝室里继续读书，学校吹号熄灯了，他就自备一盏灯，下面用一节竹筒垫起，坐在床上看书，有时通宵不眠。

　　毛泽东在学校里虽也照例上课，但很注重自修，订有自己的读书计划，他喜欢社会科学，对其他不切实用的功课兴趣不大。其中，他对历史和文学很喜欢。

　　长沙城里曾有人举办过“船山学社”，每星期日设座讲学，讲王船山的“知”与“行”，毛泽东常去听讲。王夫之的民族意识特别引起他的注意。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杨先生教授的伦理学、哲学和教育学也产生了浓烈的兴趣，渐渐地，他开始向杨先生请教。

　　杨昌济看到毛泽东这个农家出身的学生，好学深思，成绩优异，十分赞赏。而毛泽东因杨昌济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也非常敬佩。没过多久，师生之间就开始频繁往来了。

　　毛泽东与杨昌济的交往，无形中为毛泽东与杨开慧以后的相识、相知架起了一座桥梁。

　　学生要驱逐校长，毛泽东差点被开除

　　不久，毛泽东又做了一件叫杨开慧敬佩不已的“大事情”。

　　1915年上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第一师范宣布了省议会颁发的一项新规定：从本年秋季起，师范学校学生每人缴纳10元学杂费。

　　本来，师范学校是免费的。突然之间要10元学杂费，这对大多数穷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学生们议论纷纷，群起反对。

　　第一师范的校长名叫张干，字次崙。他在学校礼堂里挂着“大总统”袁世凯的“训令”，学生在礼堂集合时，总要求学生背读“训令”。学生对此十分反感。此外，张干还官气十足，到校上下班都要坐着三人抬的大轿，学生的举动稍不顺他的心，动辄要遭训斥，甚至挂牌除名。师范学校收学杂费令一出，有人即传出说这个规定就是张干为讨好当局而向政府建议的。本来，原四师的部分同学因合校后要多读半年书，对张干早就有不满情绪，于是，一场反对校长的学潮发生了。

　　九班学生首先组织全校宣布罢课。其他同学四处散发传单，揭露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之类的事实。毛泽东也在驱张的学生之列。但是，他一看传单，认为这没有击中要害，对同学们说：“我们不是反对张干当家长，而是反对他当校长，要把他从校长的宝座上拉下来。”

　　“那，如何把他拉下来呢？”有的同学问。

　　毛泽东说：“揭发他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专横跋扈，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事实。”

　　大家认为毛泽东的驱张主张有道理，纷纷赞同。接着，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后山君子亭起草了一份《驱张宣言》，经与罢课发起人商量后，立即派人坐守在印刷局连夜印刷，清晨带回学校，广为散发。

　　这时省教育司已派督学来校调处，要学生复课。学生不同意，纷纷递上纸条：

　　“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

　　督学没法，只好答复说：“这个学期快完了，你们还是上课，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然而，校长张干看到《驱张宣言》，又听到督学对学生们的答复，生怕自己真的失去校长宝座，恼羞成怒，要查办为首“闹事”的学生。一个学生告密，说传单是毛泽东写的。张干也从笔力雄浑的文风中，断定是毛泽东写的，于是马上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学生。

　　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等教员对学生的正义行动十分同情。消息传出，学生群情激愤，杨昌济、徐特立等也为此愤愤不平。为此，他们发起和召集全校教职员工会议，抗议张干开除学生的决定。后学监王季范和袁仲谦等教员也反对，在巨大的压力前，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开除毛泽东等人没有成为事实。

　　毛泽东起草气势磅礴的《驱张宣言》，给无理开除学生的校长张干迎头一棒。杨开慧知道后拍手叫好。

　　张干收回成命后，不久，杨昌济辞去了一师的教职，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但是，他和毛泽东等一师学生的亲密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这年7月5日，杨昌济举家迁往河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学习和讨论，他还在家里专门辟了一间客房。每当这些学生来后，亲密的谈话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坐下来一大桌，去留都十分随便，不分彼此，亲如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