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欧洲哲学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

二、关注心灵

古希腊哲学对身心问题的关注是其哲学的又一大特色。对灵魂不朽的信念以及思维特点的探究形成了古希腊人特有的对人的本质和价值问题的认识。古希腊人在思考和回答世界是什么、为什么会存在和变化的问题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人的尺度这一新原则，这就是“奴斯”精神。“奴斯”一词后来演变为英文的“心灵”，因此也可直接翻译为心灵。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奴斯”的含义是指内在的生存法则，是事物能动性的本原。在早期希腊哲学家解释世界为什么会是多种多样、变化发展的原因时，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机械论立场，即用外力相互作用来说明。但这种解释说明不了生命运动现象。人的走动与汽车发动显然不是一个原理，汽车发动离不开人的指令，而人的走动显然是自主的。人们直到今天对灵魂、精神与肉体关系问题还是感到诸多困惑，许多未知之迷还有待解开。但古希腊哲学通过对心灵统摄地位的强调，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价值地位和作用，高扬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打下了思想文化基础。这里的“复兴”和后来的所谓“启蒙”，说白了就是要人们发扬古希腊人的哲学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古希腊人对人的心灵问题的关注，注入的不是更多的规范伦理学的成分，而是思辨哲学的内容，他们对欲望、意志、勇敢、冲动等人的特质进行一种发生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指出了其存在的自然合理性和价值性，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才进行道德问题的思考，而不是一上来就给出道德肯定性或否定性评判。比如关于什么是勇敢，苏格拉底就曾指出如果缺乏理性指导的勇敢行为就有可能成为一种鲁莽行为，同样，偷盗、诚实等等都有一个辩证性的问题，不得已的善意的“欺骗”不代表是一种“恶”行，善并不等同于一种外在的各种简单规范的总和，而是需要用心去思考并上升到理性的概念认识才能把握的。这种对个体思辨作用的强调，对心灵地位的尊重，对人的能动性的价值张扬，形成了个人主义的哲学文化传统，隐含了对人的欲望的价值学分析和部分道德肯定，尤其是古希腊的原子论自然哲学和快乐主义伦理学为后来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自然科学的复兴和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三、热衷政治

古希腊哲学的另一特色就是理想主义色彩。古希腊哲学追求对世界永恒不变的秩序和事物本质的把握，目的是为了寻求并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因此，哲学家天然地就应该关心政治、研究政治，是一个言行一致的理论实践家，即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家若言行不一致，是一件不可思议、极其荒唐的事情，绝对够不上哲学家的称号，即使是普通人，也应该言行一致。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动物。对政治的高度关注和满腔热情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说，热衷政治是古代欧洲哲学中所包含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念。在古希腊哲人看来，政治学是最需要智慧的学问，也是哲学的最终归宿。政治是宏观伦理学，是关于国家、城邦大的宏观问题行为规范的科学，而道德是微观伦理学，是关于微观个体人行为规范的科学。政治伦理都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政治学和伦理学又被称为实践科学，属于哲学的高级形态。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马克思强调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了。

古希腊人对政治学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尝试，已经触及到了对各种政体的利弊问题分析，为后人建构、反思、批判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柏拉图尽管被认为是一个专制主义政治哲学的肇始者，但他关于政治家应该是哲学家的主张和其中所蕴含的精英主义的治国理念、整体主义的社会结构思想、“四德说”等等，也说出了部分真理，体现了一种系统思维和“务实”的政治伦理态度。如他的理想国就是以斯巴达为蓝本构建起来的，不管这一理论遭到后人怎样的批判，但他之所以推崇这样一个乌托邦社会，与他从国家系统整体的利益高度“务实”地考虑问题不无关系。在柏拉图看来，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最没有效率、对国家危害最大的政体，他把伯罗奔尼撒的雅典的战败归咎于城邦的民主制。柏拉图对民主制度的痛恨还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悲剧（被一帮政客利用民主政治制度的缺陷判处其死刑）有关。有趣的是，古希腊的这种民主政治尝试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同样成为近代思想家推崇的模式。经过重新构建和不断完善，今天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已经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大不相同。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分析，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早产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认识水平还不足以支撑这样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有效运作。

四、崇尚思辨

崇尚思辨是古代欧洲哲学的又一个显著特点，体现了古代欧洲人的一个重要文化价值观念。这一观念与以上所说的几点是内在关联的。按照赵敦华先生的分析，希腊哲学的思辨精神有五大特点：静观、辩证、演绎、理智和实践。古希腊哲学本质上都是一种思辨哲学，交织着唯物论与唯心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矛盾冲突，涉及了对思维与存在、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质料与形式、变与不变等等重要哲学问题的思辨性考察，为人类各类认识问题的展开和各领域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形成了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崇尚理论思维和知识积累的文化传统——知识论传统。中国古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思辨精神也是得到发扬光大的，但后来并没有得到一种价值观意义上的广泛认同和珍视，而是更强调一种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精神和态度。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古代欧洲人对待思辨精神的价值态度。当年欧几里德的一个学生提出“学习几何有什么用处”的问题，欧几里德就说：“给他点钱，让他滚！”并毫不客气地把他赶出了学院大门。而这在中国应该是老师必须好好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赶人家走更是不符合师德规范！古代欧洲人这种热衷思维思辨胜于追求功利名望的精神是上流社会尤其是文化精英阶层的一个普遍品质，不具备这个品质老师当然认为此生不可教也。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提出的“四德说”中把上流阶层统治者的基本道德品质要求定位在“智慧”上，即统治者要以智慧治理国家，他在辅佐叙拉古国王时曾要求国王学习几何学，目的就是为了训练统治者的思维能力。

思辨的精神其实也可以含括在理性这一大范畴之中，但在古希腊时代，还没有发展出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理性主义文化，两者所强调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因而是可以作一种价值并列意义上的理解的。赵敦华先生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是：‘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他接着说明，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哲学的思辨最初表现为‘诧异’，诧异就是好奇心。最早的哲学家出于追根问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对眼前的一些现象，如日月星辰、刮风下雨等，感到诧异，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原的哲学问题。”这种思辨的精神其实就是一种热衷于沉思、辨析、推演的思维品质，强调独立思考、大胆怀疑、思想自由的可贵，而这正是演变为后来的西方价值观诸多核心理念的一个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