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秩序：如何应对不确定的金融风险》

【章节选读】

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发展本身无法确保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巨大的经济隐患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弥漫在当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虽然技术进步标志着人类取得了更显著的经济成果，但即便如此，更恶劣的生活环境还是可能出现。好在有新的风险管理理念帮助我们管理形形色色的风险，无论近期风险还是远期风险、无论身边的风险还是远端的风险，而且这些理念还可以遏制资本主义“在创新中自毁”这一特征产生的下行效应。将理念付诸实践不仅可以减少下行风险，而且能促进人们养成积极承担风险的习惯，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多元的世界，最终也将成为一个充满更多希望的世界。

在本书中，我提出了一套以保护各国财富为目的的全新风险管理基础架构。所谓的国家财富其实就是维持着千百亿世界民众基本生活的经济成就，它们有的可能只是微小的成果，最多也只能称为中等的成绩。这些成果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甚至不会引起民众的关注，但是它们能增强民众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经济安全感，没有这些成绩，人们就无法感受到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以比较激进的方式改变社会的基础制度以及管理大大小小各种风险的手段，那么我们在改善生活和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还大有可为，而且用激进的手段比零散地修正要有效得多。

正如当今的保险业能够保护民众免受灾难的冲击，在我提议的基础架构之下，我们能够运用金融创新保护民众免受系统性风险的冲击。举例来讲，微观层面可以保护某个人不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宏观层面可以保护家庭和社区不会因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遭受威胁。

如果能够成功推行我建议的基础架构，人们在追逐自己梦想的过程中能有更强的信心，因为他们能够超越现有风险管理手段的掣肘。未来社会是发展导向型的信息社会，年轻人的理念和才能正是这个社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为他们提供更有力的保障，他们就无法将自己的智力财富转化成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传统上，每个时代的经济思想家们都受制于其生存年代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阶段。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金融理论、信息技术和心理学的发展使我们具备了管理资本主义原生的技术和经济风险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过往的思想家们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举例来讲，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在1867年撰写《资本论》时就不可能运用这些风险管理理念。再举个例子，凯恩斯是当代自由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他在1936年撰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时也不可能懂得这些理念。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首要代表人物，他在1962年发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时也不可能具备这些理念。

从根本上讲，本书阐述的是如何将风险管理的手段运用于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本书展示了一种将信息技术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风险管理文化，与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相呼应，二者共同促进财富的增长。本书并不是给大家描绘一个乌托邦，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金油。写作本书时，我既没有持特定的政治立场，也没有出于对某个社会阶层的同情而多加笔墨。书中建议了一些我们能够实际执行的措施，我相信通过这些措施能改善民众的生活。虽然我在书中一再倡导对基础风险管理技术进行革新，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为大家提供了一幅完善的发展蓝图。与之相反，本书提出的只是发展的方向，随着人们对金融理论的实验、创新和发展，随着对风险相关信息处理方式的改变，随着社会学家基于心理学理论设计用户友好型风险管理技术的出现，本书中提到的理念将不断被更新。

我从1997年开始着手准备编写本书，早期的想法是把过去关于如何改进个人和社会应对风险的基本制度的一些想法和书面成果结集出版。1993年，我曾经出版过一本专业性很强的著述《宏观市场：建立管理社会最大经济风险的机制》，同一时期还和阿兰韦斯（Allan Weiss）、卡尔凯斯（Karl Case）、斯蒂法诺阿萨纳索里斯（Stefano Athanasoulis）合著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风险管理的学术论文。但是这些早期的作品既没有勾勒出一幅宏观的图景，也没有强调我认为应该被大众认知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初始阶段，我设想通过本书把自己关于风险管理的思考融入社会和经济的大背景中。我希望能通过本书纠正公众对科技和经济风险的高度误解，并以更清晰、更准确的方式让人们明白自己所面对的真实风险。同时，我还希望通过本书让人们懂得各种形式的风险其实就藏在我们眼皮底下，正是它们的存在遏制了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但是我编写本书的过程被1999年的股市大繁荣打断了，这一次股市大爆发可谓史无前例。我的挚友杰里米·西格尔（Jeremy Siegel）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他的建议下，我决定暂停本书的编写，转而撰写了一本关于股市繁荣现象的分析专著。因为股市繁荣是人们对长期风险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管理的经典体现，而这也正是我长期以来的学术专攻领域。得益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帮助，我赶在2000年3月中旬出版了《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该书的出版契合了股市问鼎的时点，也正好是科技泡沫膨胀到巅峰的时点。

在《非理性繁荣》的结论部分，我指出不仅股市的繁荣状态被过分夸大，而且社会民众对股市繁荣的关注和我们对股市重要性的认识都被夸大了。股市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成为富人，它也不可能解决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如果人们对商业界的关注只是为了选择高回报的股票，那么这种做法无疑是傻瓜的做法，而那些坚持股价只涨不跌的想法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本书接续了我之前中断的研究，同时也继续讨论《非理性繁荣》中未尽的话题。在本书中，我说明了人们对风险的误解，并且引入了很多新观点印证这个问题，希望能通过这部分的论述从根本上理顺我们面对的经济风险这个难题。无论股市是否繁荣，我们都在逐步迈入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新兴科技手段产生的影响它们是推动全球范围内经济变革的主驱动力，不仅考虑对某家公司及其股票价格的影响，还要考虑对全人类的影响。我们必须了解过去的科技进步对现有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必须以活跃、创新的方式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我们在新的环境中遨游。本书列举了一系列关键措施，能够帮助我们把理想变成现实。

为了帮助有一定经济分析能力的读者进一步了解本书的主旨，我收集整理了一些专业的和前期分析时用的文章，还有一些近期发表的与本书主题相关的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