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口述史》

《决定》起草的全过程

1984年2月底，我从国家经济委员会被借调到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于5月15日举行）。4月26日，起草小组组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对起草小组成员说：中央决定十二届三中全会于下半年举行。这几年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城市改革虽然也搞了一些试点，但尚未全面推开。城市改革如何与农村改革统筹起来、协调进行，需要有一个指导性的文件。中央决定，另外组织一个起草这个文件的小组，由国家体改委、计委、经委、商业部、劳动人事部及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派人参加。他又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里程碑，十二届三中全会也要开成一个里程碑。他要我留下来参加这项工作，说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和这个改革文件的起草，两方面工作要兼顾好。

自此，起草《决定》的工作正式开始。现在回忆起来，整个起草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十个小阶段：

第一个小阶段是讨论、研究、草拟提纲。

4月30日，《决定》起草小组开会，讨论文件的内容和写法，国务院白美清列席了会议。袁木指定起草小组里来自国家体改委的杨启先和我一起，尽快拟出一个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起草提纲，供大家讨论。我们当时拟出的提纲，分3部分、20条。5月3日、4日，袁木主持讨论，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十分热烈，但对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对文件的结构，都有分歧。后来袁木提出根据会上的意见，搞两个方案，我搞一个，杨启先和国家体改委其他同志搞一个。5月8日，这两份提纲一起送白美清转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

5月10日，田纪云在中南海第三会议室召开会议，讨论这两份提纲。到会的除起草小组成员外，还有国务院的杜星垣、李灏和中央办公厅的周杰及国家体改委几位负责人。讨论的意见，一是两个方案都不错，可以合二为一；二是重点要放在今后怎么做上；三是分四大块：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什么与怎么改，加强领导问题。

以后几天，起草小组开会反复讨论，大家认为分四大块就会形成“大肚子”（第三块分量太大），主张破开“大肚子”，写十几条。于是，袁木又指定杨启先等人加上我，一起拟一份统一的有十几条的提纲。在此期间，我还交叉地参与了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的一些事情，如根据各部门反映的意见作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应对报告多种文字翻译工作中提出的问题，为报纸撰写关于此次人民代表大会的社论等。5月15日下午，我们列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听了赵紫阳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第二个小阶段是征求若干地方领导人的意见。

鉴于当时对写一个怎么样的文件、对计划与市场关系怎么看存在着争论，袁木提出趁全国人大开会之机，走出去听听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从5月19日至24日，起草小组先后同参加全国人大的若干省市领导人及部分代表座谈对起草《决定》的意见。他们是：江苏省的汪冰石等，广东省的梁灵光、李建安等，上海市的胡立教、汪道涵等，四川省的杨汝岱、何郝炬、王谦等，安徽省的黄璜、苏桦等。他们的意见高度一致，说现在要求改革强烈，但进行改革很困难，主要是有些行政部门强调集中统一、不肯放权，企业搞不活，市场放不开。他们都赞成中央搞个指导性文件，一些在基层（如宝钢）工作的代表的要求尤其强烈。这5次座谈会，给了我们许多启发，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第三个小阶段是学习胡耀邦的指示，写出第一稿、第二稿。

5月30日，起草小组开会。袁木说，本来想等耀邦同志接见后再动笔，但他近日比较忙，让我们先写初稿。6月1日，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解散，小组成员只有杨启先和我留下参加《决定》起草小组。从6月1日至6日，小组成员分两摊起草初稿，然后由杨启先和我总串。但由于文字上装配不起来，我们只好重写。经过两天“奋斗”，拿出了第一稿。稿子看起来像个样子，但我们总觉得思想站得不高，文字气魄不大，不满意。6月9日，袁木传达了胡耀邦对这个稿子的意见：要写得“高”一些、原则一些，要搞出个“历史性的文件”。胡耀邦还提出可分为8个问题来写，包括改革的必要性，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国企改革，价格改革，等等。6月12日，起草小组反复讨论，决定又增加3条，共11条；分两摊写，来自国家计委、经委的同志一摊，来自国家体改委及其他部门的同志一摊，各写若干条，具体分到我头上的是写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一条。21日，印出了经过初步装配出来的稿子，我看了看，觉得还不如第一稿，主要问题在于议论不够，思想不统一，没有多少新意。22日，小组讨论，袁木决定改写，他亲自写前面几条“虚”的，其他人改写其他几条。23日，袁木主持集体修改，要求达到观点鲜明、文字简练。大家议论，我执笔改，25日改完。28日印出第二稿，送田纪云，同时送国家体改委等几个部门征求意见。

第四个小阶段是听取几个部门对第二稿的意见，形成第三稿。

7月6日，国家体改委送来意见：写得“平”，缺乏新意。7月10日，商业部送来意见：政企分开问题写得不够明确；不要用“改革者”、“反对者”之类的词汇。袁木决定再请一些部门来提意见。从7月13日至26日，我们先后听了国家物价局、劳动人事部、国家科委、教育部谈对起草《决定》的意见和介绍他们的改革设想。国家计委、经委也来谈过他们的一些看法。我听了以后总的感觉是，一些行政部门还缺乏革自己的命的自觉性，思想不大解放，站得不高、看得不远，所谈设想比较肤浅、零碎，缺乏创新。

与此同时，田纪云于7月11日召集国家体改委、计委、经委、财政部、商业部的负责人来开会，讨论第二稿。根据讨论意见，我们确定按体制改革如何走出一条路子的思路来写，写12条。于是，又集体讨论、分工起草（来自国家计委的桂世镛、来自中办的王愈明和我负责写“虚”的部分，共6条）、汇总统串，于7月23日形成了第三稿。这一稿，我觉得有些进步，但仍然不大满意，主要是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没有突破。

7月28日，听赵紫阳谈计划体制改革问题的传达。他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个观点，促使起草小组走出旧的思想框框，重新考虑稿子的结构。

第五个小阶段是到北戴河听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

7月29日，袁木等去北戴河向中央领导汇报，胡耀邦等听了汇报不大满意，主要是觉得平平淡淡、缺乏新意，要求在重要问题上有所突破。汇报后宣布调整起草小组成员，部分同志回原单位，另从中办调林涧青、郑必坚、林子力等人参加起草小组，小组负责人是林涧青和袁木。

从8月1日起，我们都去北戴河，一方面分别拜访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他们的意见。我参加拜访的是万里和姚依林。万里的观点和态度非常坚定、鲜明，认为改革非搞不可，否则没有出路。他完全赞同稿子中对我国经济状况的分析和提出的改革设想。在谈到农民生活困苦、农村教育落后和一些农村干部为非作歹时，他激动得拍起了桌子。姚依林没有说多少话，只强调现在许多问题还看不准，文件要写得原则一点。在此期间，我和杨启先还参加了秦皇岛市的座谈会，听取了他们对改革的意见。另一方面，起草小组根据在北戴河听到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重新讨论整个文件的框架，拟出了新的提纲。但是在起草小组讨论时，对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关系仍然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是有些同志担心会导致资本主义。

8月5日，胡耀邦接见起草小组全体人员，表示基本同意新提纲，逐条讲了些意见，并要求20日前拿出新的稿子，交给将于9月上旬在北京组织的高级干部大讨论。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见到胡耀邦。第一次见面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念书，是团干部，到团中央听过他的报告，他那敏锐的思维、生动的语言、平易近人的风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近距离面对面听他讲话，倍感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