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野战军》

“中国通”赫尔利一厢情愿，“西北王”胡宗南浮出水面

在美国人明确表态的同时，斯大林也痛下了决心。这从苏联突然更换驻华大使可以见出端倪，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了蒋介石警惕范围。本来，老蒋始终坚信：“只要美国不为中共声援或袒护，则苏联亦绝不敢以武力助共，故对共党问题，我必能自了之。”到1945年的5月28日，斯大林还与美国特使霍普金斯再次达成共识，斯大林明确表示“将尽一切可能促成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之统一，并特别声明没有一个中共领导者有足够力量统一中国”。斯大林甚至对蒋介石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们不支持他们（中共），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斯大林非常肯定地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

然而进入6月，嗅到异味的蒋介石，不得不在大半个月里连续三次召见俄国大使彼得洛夫，重述列宁时代的对华政策，希望中苏交往能以此为基础，甚至于允诺：“英国如能保有香港，苏联应亦可以保有旅顺。”这样的外交回应，可谓身段柔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那么在意斯大林的“友谊”，原因非常清楚，抓住苏联就抓住了遏制中共这一“心腹大患”的要害。尽管斯大林一再声明国家民族利益无关意识形态，“苏联与这些‘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而事实上，延安苏维埃政权与苏联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精神联系，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略。中共1928年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干脆就在莫斯科召开。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国家民众的心坎上，已射出另一束不可小觑的光芒，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犹如破土的嫩芽开始生长。

1945年4月23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了长达六年的酝酿和准备，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五十天的会议，让毛泽东明星般地走进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视野，成为中国可以挑战蒋介石的人民领袖。这也让所有美国对华事务的官员大吃一惊。赫尔利大使也不例外，他完全没有料到，半年前在延安土窑相识的那个布衣粗食的中国汉子，竟有如此风云大势。

毛泽东的声音虽然平和而内敛，但那种毅然决然的铿锵之力，全世界的政治观察家都能感觉得到。无论是否公之于众，他必定要以革命战争解决战后问题，并最终打倒蒋介石，建立新的共产党国家政权。八年抗战，就在蒋介石费尽心机清洗国民党军阀异己的同时，延安依托广阔的敌后根据地悄然扩展到雄兵九十万，此外还有民兵二百多万，根据地人口达到一亿，一百二十多万党员。因而，毛泽东可以骄傲地断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他宣布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形成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之势，让蒋家王朝上上下下感到“惶恐不安”。

蒋介石与斯大林彻底翻脸只是时间问题了。而毛泽东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理念，希望有外援却不依赖外援，斯大林除了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一时间，中国的政局扑朔迷离起来，举国上下频吹和谈之风，至少在各种媒体面前，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施放和谐美好的愿望。这让赫尔利少将心里又开始痒痒起来。事实上，还在担任美国总统驻华私人代表时期，他就始终在做着一厢情愿的努力：一方面小心翼翼地防止中国政府垮台，敦促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继续拼杀；另一方面努力调和中美军事机构及美国驻重庆使馆，与中国政府之间保持良好的友善关系。关于“维护中国政府的巩固”“维护蒋委员长的领袖地位”等这样的外交辞令，他已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胜利的日子虽说姗姗来迟，却照样鼓舞人心。在这举世欢庆的时刻，赫尔利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用美国人的精神和意志，把中国的两块牌子合二为一。他的具体目标已经锁定：让重庆和延安握手。

遗憾的是，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这位穿着军装的美国政客，永远也弄不懂中国的事情。在他喜形于色胡乱拥抱中国盟友的那些日子里，他脚下这块古老国土上将要上演的一切，实际上已在悄然发生。

也许是赫尔利过于看重新任总统杜鲁门的期盼，而将史迪威将军离任时的忠告忘到九霄云外。那是中日双方于华北、华东、华南以及滇缅线上展开全面角逐的一年前，史迪威将军却执意告诉赫尔利，蒋介石的前线不在华北、不在华东、不在华南，也不在滇缅线，而在悄无声息的大西北。史迪威提示赫尔利，要注意研究陈诚和胡宗南。他把这个研究看作是同蒋介石合作的一把钥匙。“尤其是被称作‘西北王’的胡宗南，他是蒋氏集团的晴雨表，也是蒋本人蓄意储备的一枚重磅炸弹。”这是史迪威在离任的告别晚宴上与赫尔利红着脖子碰杯时说出的一番肺腑之言。可惜在当时，赫尔利只把它当作一段信天游来听，并没有太往心里去。而现在看来，史迪威将军是认真的。

的确，如果赫尔利是一位敏于观察的政治家，或者如他某些同僚所吹捧的那样是“中国通”，他就不能不注意到在中国整个抗战中胡宗南这一角色的奇异变迁。八年期间，胡宗南坐镇关中寸步未挪，然而却先后换了三个战区。先是以蒋鼎文为司令长官的第十战区，再就是以朱绍良为司令长官的第八战区，此二人位尊名高而权威不重，均非头角峥嵘的枭雄人物，与独断专行的胡宗南坦然相处并无怨言。这使胡宗南有七年平安时光来经营他的关中霸业。1944年4月开始，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付诸实施，到12月初便打通纵贯南北2400公里的大陆交通线。这条战略通道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直至越南。日军以区区50万兵力，投入到如此广阔的地区，竟使号称600万之众的国民党军损失兵力约70万人。战后，中方丢掉大小城市146座，沦陷国土20万平方公里，航空基地7个，飞机场36个，而遭日军奴役的国民至少不下600万人！

在这个被中国史家称之为“日寇最后一跳”的惨败中，汤恩伯首屈一指挂头彩。汤大将军时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素有“中原王”的美誉。他的40万大军在冈村宁次15万精兵面前虽“竭力拼战”，却并无寸功，所属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被乱枪毙命，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所率直属总部，竟在一个土寨中被地方团队包围缴械，连汤的卫队也被迫“统统缴枪”，汤本人化装成伙夫才幸以身免。不过月余，汤恩伯连失中原38城，河南全境沦陷。尝到甜头的日本人爬上了陇海线，大摇大摆向西推进。不过几天光景，前锋就抵达陕州，顿时，潼关告急，西安震动。

实际上，日本人只是个试探性的攻势，其本意是要打通南北大陆线。但是蒋介石不敢大意。他一面派陈诚到西安总揽军政，一面命胡宗南东出潼关迎击日寇。这给从未与日军正面交过手的胡宗南带来了一个轻取功名的极好机会。很快，“豫西大捷”便被官方媒体炒得天翻地覆。随着全军覆没的汤恩伯接受处置，胡宗南理直气壮地取而代之，一跃成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不久，同任战区正司令长官的陈诚奉命顶替何应钦任军政部长，于是乎黄埔少壮胡宗南，又顺理成章地开始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西北王”胡宗南大走官运，连国民党的许多下级军官也能说出其中的青红皂白，人人都看得清他所兼得的“天时地利人和”是些什么玩意儿。这一点，号称“中国通”的赫尔利同样时有所闻却充耳不闻。后来，他承认自己对胡宗南“注意不够”。这位美国大爷说是“中国通”，其实是一窍不通，他根本就不懂人们评说胡宗南的话中深意，不明白胡宗南的升迁与蒋介石的大政方针有什么必然联系。他只知胡宗南关中数十万兵力是蒋介石在国家纵深陈列的战略预备队，而并未体会到与此一箭之遥的红色延安每天呼吸的是怎样一种咄咄逼人的气息。蒋介石刻意让胡宗南坐大关中不显山露水，实际上时时都在削弱共产党发展的机会。可以这样说，胡是蒋藏在肚子里的一段愁肠，纵使赫尔利有通天智商，又怎能按得住中国人如此深厚的政治脉息？在这鲜花怒放的不眠之夜，充满畅想的赫尔利大使绝对没有料到，一向被他“注意不够”的胡宗南，其实早已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