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章节选读】

写在前边的话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76年，这段历史虽已过去，但尘埃并未落定。

一篇历史感言，引发两岸较力

从西安事变后到1955年的18年间，除1937年12月蒋介石发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记》作为国民党方面的官方基调来反映这个事件外，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社会舆论，对这个历史事件虽不时有所提及，但都没有再就这个事件做出翔实的叙述。其原因从国民党蒋介石方面是害怕世人了解事变的原委、过程、真相；共产党方面则忙着建国安邦；而舆论界并不掌握事件的史实。

1955年，在西安事变中曾亲身参与营救蒋介石的郭增恺，出于对老友杨虎城的情感和对历史的责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份写下了《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这样一篇长达十万字的文章，在香港《热风》杂志上连载。西安事变的真相从一个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统公布于世。

郭增恺的文章一出，戳穿了蒋介石长期隐瞒事变真相，编造和歪曲历史事实的许多谎言，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与震动。

看到这篇文章，蒋介石急了。他一面派特务给郭增恺寄去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同时启用已被他软禁了20年的张学良。

1956年11月13日，蒋介石单独召见负责管理张学良的保密局少将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读书、身体及年龄，并命刘向张宣布两项禁令：不准收听中共广播；不准同警卫人员接近。张闻听之后，颇有震雷贯耳之感，“反复思维，深自反省”。紧接着蒋介石又下达了让张学良写出西安事变回忆的指令。张学良在日记中这样记述：“老刘前日连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饭后来余屋，告知我，彼系被总统召见，告他令我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后又再告刘嘱余要安静。”于是，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吩咐开始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一个月后完成了初稿。

1956年12月18日，刘乙光到达台北，将张学良的回忆长函面交蒋介石。同月20日，蒋即传唤刘乙光，声称“（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已有进步，我甚安慰。他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同时命刘将郭增恺的文章转交张学良，要张在回忆录中加以驳斥：“这篇东西（指郭文）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以辟明以示后人。”言谈之间，给刘的感觉是，蒋“需要甚急”。

郭增恺因不是张学良的部下，事过多年，张对郭已记不清了。但为了完成蒋交代的任务，张学良苦思凝想后将“回忆”修改了两小段，另写了《慨中国文人之无行》一文来交差。张在该文中说：“有郭增恺其人者，当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职，为杨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耻者。”“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记之后，自认抗日之事已有着落，追悔孟浪，不明领袖谋国苦衷，恭送总统回京，自动随从请罪，说不到什么条件成交，更谈不到见证，就是有见证的话，恐亦轮不到该郭增恺名下。”同时，张学良于12月21日致蒋一函，声称读郭文之后“可气亦殊可笑”。函云：“此人为谁，良诚已忘却，假如良所知的那人是对，彼乃一小丑角色。 他不是共党，他是属于共党尾巴的第三党，在第三党中也不是什么重要者。当年曾为杨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亚也。在回忆文中难将其人搀入，兹仅就其故说之处，针对如上，以证其无的之言，另写一纸以驳之，未审可用否？”　

蒋介石拿到了这篇讨郭的檄文，忐忑不安的心总算平静了一些。当下，他没有再逼张学良写其他材料，因为他已经取得了张学良为他历史所上的政治保险单——《回忆西安事变》。

根据他对张的了解与把握，只要张自己写下来了，到死不会再翻案了。他想，当年参与谈判的杨虎城已被杀了，张学良已成这样，郭增恺有张学良去驳斥已十分有力了，今后西安事变的历史就无须多虑了。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宋子文在事变后用英文写下了亲历经过，40年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向世界公布。这份历史资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戳穿了他煞费苦心编撰的《对张、杨训词》、《西安半月记》等谎言。

自1957年初起，张学良又遵蒋介石之命，开始撰写范围更广的回忆。4月22日完成，取名《杂忆随感漫录》。该稿一部分回忆张作霖，题为《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忆自己，题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变的有《我之与国民党》和《出洋归国与管束》两节。张在该稿中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等等。

1958年，蒋介石将张学良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在台湾高级干部中公开。很快这些内容就传到了大陆，在相关人士中引起震动。许多人出于对张学良的热爱与崇拜，当时否认这份回忆录的真实性，称之完全是台湾方面伪造的。而周恩来却是心知肚明的，他在1961年12月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上欣然接受杨虎城之子杨拯民的建议，在大陆成立起了一个高规格的西安事变资料征集组织，开始了对这个历史事件的研究，西安事变的史料遂从那时开始逐步走向公开。

针对张学良在台湾的处境与状况，1962年，周恩来经过一番考虑后写了一封只有十六字且没有具名的短信，向这位老朋友表达了政治上的关怀。这十六个字是：“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周恩来的密信是由当时的中共中央调查部精心安排，通过与张学良家有亲戚关系的朱湄筠女士，经香港送到台湾并巧妙地送到了张学良的手里。张学良自看到周恩来的信后便没有再写政治性的文章。

应该肯定，是郭增恺的《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引发了台湾海峡两边国共双方对西安事变的再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