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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八讲》

 

【基本信息】

作者: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 组织编写(刘海涛主持编写)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9月

【内容简介】

《走自己的路》,由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刘海涛主持编写。全书梳理了科学社会主义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讲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艰辛探索和历史转机,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位一体的内容结构及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全书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语言精练、通俗生动,对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刘海涛: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相关链接】

《小康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讲》

《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讲》

《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五讲》

【目录】

第一讲 壮丽日出

一、从空想到科学

二、从理论到制度

三、从一国到多国

四、从单一模式到多样性发展道路

第二讲 上下求索

一、革命与建设

二、成就与挫折

三、经验与教训

第三讲 历史转机

一、时代新主题

二、让思想冲破牢笼

三、在希望的田野上

第四讲 开辟道路

一、历史的转折

二、“摸着石头过河”

三、科学表述

第五讲 形成理论

一、理论基础

二、邓小平理论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四、科学发展观

第六讲 确立制度

一、革命的成果

二、新的内容

三、优势和特色

第七讲 放飞梦想

一、总依据

二、总布局

三、总任务

第八讲 坚定自信

一、道路自信

二、理论自信

三、制度自信

结束语 新的起点

后记

 第一讲 壮丽日出

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欧洲,既有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之说,也有滥觞于《圣经》之论。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某些观念可以追溯到《诗经》。《诗经·魏风》中的《伐檀》和《硕鼠》两篇就突出地表达了劳动者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乐土”的追求。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曾提出“天下为公”的大同学说。这些古朴的思想观念是滋生社会主义的文化土壤。但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现代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1516年,英国首席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发表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即《乌托邦》),这部传世之作发出社会主义的先声。自那以后,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制度、从一国到多国、从单一模式到多样性发展道路的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一、从空想到科学

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扩大了世界市场。从此,西欧各国从事毛纺织业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那时,英国生产的羊毛最受欢迎。与羊毛出口的剧增同步,英国国内的羊毛价格也直线上升,这就直接刺激了牧羊业的兴旺。凡是手里握有土地的贵族、地主和高级僧侣都纷纷转向牧羊业。一些权势人物的胃口越来越大,打起了自耕农土地的主意。他们用鞭子、长矛和烈火驱赶农民,拆除和烧毁农舍村庄,然后用栅栏和篱笆把大片土地圈起来,再挖上壕沟,使耕地变成了牧羊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英国“圈地运动”,它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一个缩影。那些失去土地和住宅的农民,只有流落他乡,成为雇佣劳动者,落入资本家的血盆大口。马克思曾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莫尔,是16世纪初英国的一位青年才俊,他26岁就被选为国会议员。面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血淋淋的事实,他开始思考“理想国”的建设方案。当时,许多水手和探险家到过美洲、非洲和亚洲几个大陆之后,喜欢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游记。莫尔很热爱这类读物,他从描写美洲大陆的游记中发现,尚处在原始公社阶段的美洲印第安人和西印度群岛土著人的生活很有意思。这些土著人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生活资料,从来不知世界上还有“你的”、“我的”之分别。他大受启发,禁不住拍案惊呼:“原来社会各种罪恶的根源竟是财产私有制度!”他渐渐相信,只有彻底废除私有制度,公平分配财富,人类才能幸福地生活。1516年,莫尔以拉丁文写下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乌托邦》。“乌托邦”来源于两个希腊语的词根,表达了“没有的地方”和“好地方”双重意思。在乌托邦,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人们吃饭在公共食堂,连住房也是公有的。乌托邦的城市规划得很好,布局合理,建筑美观,家家都是花园洋房。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由此萌生。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涌现出三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英国的欧文,他们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达到顶峰。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许多反映现代工人阶级利益和要求的闪光思想。圣西门论述了实业制度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并以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论述了他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傅立叶有“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的称号,他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灾难,把他所追求的理想制度的基本单位称为“法郎吉”,并对这个“和谐社会”进行了详细描述。欧文则是直接实践,于1824年到美国购买了8万英亩土地,建立起共产主义劳动公社,但因实验失败而一贫如洗,于是回到英国,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行了30年的活动。

尽管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天才设想,但因客观条件以及唯心主义的制约而无法避免其空想的性质。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转变。

“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唯物史观。人的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根本动因又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研究人类社会,解开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这个千古之谜。他们认为,社会的历史由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创造,但首先要有衣、食、住等生活资料。

这样,物质生产便成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必然要结成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受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支配和制约,由上层建筑加以维护。三者之间的辩证运动推动着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按照这个观点,资本主义绝不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站,还将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剩余价值学说。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购买工人劳动力的时候,付给工人劳动力一定的报酬,即工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经过研究发现,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的只是工人的劳动力,而雇佣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所付给工人的工资,超过的这部分就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它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解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找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由此论证了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夺回劳动果实的正义性和必然性。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里昂纺织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英国宪章运动这三大工人运动的产生,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在这个背景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应运而生。

早年,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成立了一个秘密革命组织正义者同盟。1847年初,他们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并对同盟实施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马克思恩格斯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的委托,为该同盟起草了纲领,即《共产党宣言》,并于1848年2月发表,这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依据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途径是,无产阶级通过开展有组织的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夺取国家政权,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力量改造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将其转化为国家财产;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阶级、阶级差别,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二、从理论到制度

从19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日益突出。187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32%,德国占13%。但是到1914年,英国占有的份额降到14%,几乎与德国相等。经济竞争的日益激烈最终酿成战争——从1914年7月至1918年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俄国沙皇专制统治已经陷入深刻的危机。在战争带来的革命形势面前,1917年3月(俄历2月),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专制统治,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俄国资产阶级很快窃取了二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成立了以李沃夫为首的临时政府,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临时政府公开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群众的示威游行,并准备建立军事专政。4月,列宁结束长期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回到俄国,制订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明确路线和具体计划,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以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为信号向冬宫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推翻了7月组建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当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已转归苏维埃。第二天,列宁在大会上作报告,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组成了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十月革命宣告胜利。

列宁在总结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俄国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物质技术基础;发展商品经济,巩固工农联盟;改革党和国家机关,推进民主政治进程;进行文化革命,提高俄国人民素质;促进民族平等,实现无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

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通过推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现实形态——苏联模式,它的核心内容是计划经济,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并将这一成果通过1936年的宪法加以确认。

这种历史上新的社会制度在确立之初就显示出优越性和生命力:20世纪20—30年代,苏联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了7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有位西方史学家评论道:“外部世界怀着蔑视、恐惧和羡慕的复杂心情注视着苏联发生的变化。大多数观察家意识到,改变前俄罗斯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的剧变是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挑战,并似乎表明了它作为社会和政策体系的可行性。”

三、从一国到多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间,世界并没有赢得和平。在苏联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1929年和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这两场危机带来的影响,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走上了国民经济军事化、政治法西斯化的道路,并与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集团相抗衡。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向中国东北沈阳守军发动进攻,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39年9月至1945年8月,以德、意、日法西斯等轴心国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为一方,以美、苏、中、英、法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战争,作战区域达2200万平方公里,最后以反法西斯同盟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而告结束。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共产党,建成了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席卷全球,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开始瓦解。随着苏联红军向欧洲的推进和节节胜利,东欧诞生了一批新生的人民民主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亚洲一些国家也先后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战后,这些国家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20世纪60年代初,古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成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

20世纪中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经济水平迅速提升,大多数由农业国开始变为工业国,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例如,东欧8国在195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比战前增长了2—3倍。中国从1953年到1956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9.6%。朝鲜1956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53年增长了1.8倍。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国民经济发展迅速,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按最保守的估计,苏联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对比分别为:1950年33%,1960年42%,1970年47%,1975年49%,1980年45.7%,1985年44.3%。此外,匈牙利1987年的社会总产值是1950年的6倍,罗马尼亚1987年的社会总产值是1950年的17倍,保加利亚1987年的社会总产值是1952年的12倍,捷克斯洛伐克1987年社会总产值是1951年的5.3倍,阿尔巴尼亚1987年的社会总产值是1960年的4.4倍。

到1975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共有15个,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

社会主义在实现从一国到多国发展的同时,苏联模式也越出苏联一国范围,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榜样。但是,苏联模式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的形成更多地与苏联的国情相联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环境发生变化,它的弊端也便逐渐暴露出来,并在其他国家患上了“水土不服”之疾。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在经济体制上,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抑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在政治上,个人迷信盛行,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在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十分严重;在思想文化领域,教条主义盛行。所以,20世纪50年代末,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呼声。

四、从单一模式到多样性发展道路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苏联、东欧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把社会主义改革推向了高潮。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改革观,导致了不同的结局:一个是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苏联东欧剧变,另一个是中国、越南等国家走出了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剧变首先在东欧国家发生。在东欧剧变过程中,一般先是对形势不满的群众走上街头,对执政的共产党施加巨大压力,然后是反对派政党依靠和利用群众的情绪,将共产党赶下台。最典型的就是罗马尼亚的剧变,带有突发的暴力性质。多年来,罗马尼亚人民对齐奥塞斯库总统拒绝改革、高压统治的做法深感不满,社会矛盾一触即发。1989年12月16日,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抗议活动,后发展成反政府示威,随后反政府示威波及全国。12月21日,齐奥塞斯库总统在首都万人大会上讲话,会后部分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同警察发生冲突并造成流血事件。12月22日,示威群众占领党中央大厦,国防部长自杀,国防军倒戈,宣布支持示威群众,并同支持总统的保安部队发生激烈战斗。示威者包围总统府,齐奥塞斯库夫妇仓皇出逃,但在出逃途中被捕。是日深夜,反对派成立救国阵线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并公布十条施政纲领,其中包括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等。12月25日,齐氏夫妇被判处死刑。

就苏联而言,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增速开始下降,1971—1985年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多。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革新的方针,但以失败告终。1988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成为改革的转折点,戈尔巴乔夫完整地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将“多元论”、“民主化”、“公开性”作为三大“革命性倡议”。由此,改革的重心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当东欧发生共产党下台的剧变后,苏联国内要求实行多党制的呼声再次高涨。1990年3月,苏联实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任苏联总统;7月,召开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标志着苏联共产党抛弃科学社会主义而改宗民主社会主义的过程最终完成。1991年,苏共地位已被严重削弱。7月,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颁布命令,要求俄共退出机关、军队、企业;8月19日,苏联发生部分领导人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的政变;8月22日,叶利钦宣布苏联军队中的共产党组织为非法。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也受到毁灭性打击。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这样,有着93年历史、执政70多年、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土崩瓦解,存在69年的苏联在世界地图上消失,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遭到重大挫折。

苏联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低潮时期。在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的条件下,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深化改革,开创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多样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尤其受到世界人民的瞩目。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第10位上升到第2位,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贫穷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也属罕见。此外,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效。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改革的过程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越南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人们生活得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富裕,也更加平等、更加幸福的社会”。“这是社会主义的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质量特征——以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发展阶段、具有许多优越性的品质而与之区别开来的特征”。所以,越南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就是“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态势。

恩格斯早就预见到:“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更是证明了一个道理:社会主义没有一套固定不变的模式,还有更宽广的道路等待共产党带领人民去探索。

推荐阅读材料

1.[德]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高放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二讲 上下求索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国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亲手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占人类总人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不只是新旧政权的更替,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以此为开端,中国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此,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一番艰辛的探索。

一、革命与建设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王朝封闭已久的大门,把中国一步一步逼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无数仁人志士在困惑和迷茫中前赴后继、上下求索,为寻找救国的真理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19世纪中叶,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使清政府逐渐觉醒,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以维护清廷统治。然而,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人们开始意识到,只靠经济上的“洋务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他们试图按照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但是,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103天就以失败告终。

1905年8月20日,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立。他在为《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第一次把他的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并且特别强调此“三大主义皆基于民”。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实行这三大主义,就可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清宣统三年即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但是,在推翻一个皇帝以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皇帝”,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开始了军阀混战。这说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根深蒂固。故孙中山在弥留之际承认“革命尚未成功”,要求“同志仍需努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思想学说变为现实制度,这给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正在黑暗中摸索徘徊的中国人民提供了方向的启迪。毛泽东后来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巴黎和会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这激起国内青年学生发动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0年以后,上海、北京、广州、长沙等地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23日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集中到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在成立后的第二年,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破天荒”的举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还没有哪一个阶级或政党能明确提出这一主张。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一年,就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也对孙中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4年1月20—30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国民党之主义”为核心内容,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宣言》主张通过国家立法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凡具有独占性质的或规模过大的企业“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这个具有崭新内涵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共同致力于振兴中华的思想基础。

然而,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汪精卫开始背叛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破坏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了反对共产党的四一二政变。在政变后的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4月28日,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在北京从容就义。

在深刻总结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农民占据绝大多数的国情,1927年毛泽东带领中国工农红军走上井冈山,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的中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创造性地开辟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34年,在遭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转战到陕北。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激起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契机,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中国近代史上,一般将1840年至1949年统称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其中,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因由资产阶级领导而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它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历史任务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它的前途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1945年,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人民沉浸在无法言语的欢庆中,全国上下对和平建国抱着殷切的期待。4月24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联合政府》,提出“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样的国家制度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但是,蒋介石并不理会这一代表人民心声的国家制度,而是调集兵力、积极备战。1946年6月26日,国共两党的军队在中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由此拉开序幕。蒋介石妄图倚仗自己的军事优势以及美国的大量援助,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国民党政权因丧失了民心而垮台,残余势力逃往台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为迎接革命胜利的到来,实现从局部执政到领导新中国,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新中国的诞生为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了基础。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1953年12月制发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提纲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任务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最后修订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亿万农民和大多数其他个体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在一个拥有五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成功地实现了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没有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个事实说明,这条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适应了中国国情,并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社会化生产力。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脱胎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甚至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的农业国。因此,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后,都面临着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3年元旦,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向全国人民宣布,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起步。虽然日后遭到过严重挫折,但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7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这期间建设起来的一些基础设施、基础项目和大中型企业,至今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四大运动”

“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冬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抗美援朝”——1950年6月25日,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开始大举北犯,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于10月19日赴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附近。1951年6月30日,美国政府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镇压反革命”——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历时两年多,范围涉及全国几乎所有地区,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也基本扑灭,使我国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改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

“三反”、“五反”——从1951年至1952年,中国共产党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三反”运动),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五反”运动)。在运动中,各地揭露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

二、成就与挫折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头7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史上首次出现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比重上升的时期。如果将这一时期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情况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情况明显好于印度。从增长率看,这一时期中国为7.8%,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的4.8%,也明显高于印度的3.2%。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4.5%提高到5.5%,而印度则由4.2%下降到3.7%。社会主义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初步确立起来。

有西方分析家认为,1949年至1957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是:党的团结是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领导层对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广泛共识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产;革命胜利使党和军队干部以及其他社会精英广泛分享了政权和职权,并直接获得利益;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广泛的一致性促进了精英分子的凝聚力;在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与知识准备的条件下,苏联提供了现成的经验和模式,人们对此有广泛的认同。同时不能不提到,毛泽东在维护党内团结与形成政治共识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不仅十分优秀,而且善于学习。毛泽东在进城之前就充分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他意识到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他明确地向全党提出,面对十分紧迫的学习任务,要老老实实地学,恭恭敬敬地学。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刘少奇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周恩来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954年)、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和陈云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1956年)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起步阶段的重要文献,集中反映了党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作的努力。党的十八大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那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1954年宪法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该宪法除序言外,分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旗、国徽、首都,共4章106条。在1954年宪法起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特别是最高领袖非常关注,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就宪法草案作了报告,报告中不仅对宪法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宪法的制定作了说明,更对宪法通过以后应当如何实施作了要求。1954年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有人提议参照1936年苏联宪法(被誉为“斯大林宪法”),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毛泽东坚决拒绝,坚持删掉宪法草案中他本人的名字。他认为,那样写不恰当、不合理、不科学。

中国人口多、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制约着发展战略的选择,也影响和决定着党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没有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加上其他复杂的原因,照搬了苏联模式。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和党内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暴露出来。毛泽东觉察到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5年底,他在党内率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面对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阐发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要注意本国的具体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最重要的教益是独立思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他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鉴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他提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延续了《论十大关系》的正确思想,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形势,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八大还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并取得了良好的开局。

1957年,尽管经受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干扰,但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效果最好的一年。如果沿着这个势头继续发展和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实际情况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干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从“大鸣大放”到反右扩大化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同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称“双百方针”)。一个月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1956年,匈牙利政府领导人提出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这让毛泽东意识到中共必须接受教训,尽可能减少执政的错误,尽可能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此,毛泽东认为,必须开展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全面检查党的思想、政策和作风。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被称为“大鸣大放”。

整风以后,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意见,同时也深刻揭露了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但有的人借“大鸣大放”之机掀起了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这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警觉。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至党内高级干部。从5月中旬到6月上旬,中共中央连续多次发出党内指示,说明反击右派的策略。其中心意思就是让右派任意鸣放,充分暴露,党员和左派暂不发言,准备后发制人。党内整风由此变成了反击右派斗争。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到1958年秋,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了。从1959年至1963年,虽然累计有30万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彻底纠正。

物极必反。反右过了头,就走向了盲目赶超的极左。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骄人的成绩,使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思想情绪,以为搞经济建设不比打仗难,强调建设速度还要进一步加快。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模式被移植到经济建设进程中,致使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指出“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即所谓的“超英赶美”。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中央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为实现“大跃进”的意愿,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是,由于技术不合格,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而且炼钢需要铁矿石、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石不足,全民都上山采矿,造成粮食产量大减;另外,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光,这也是引发日后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生产力的“大跃进”与生产关系的“穷过渡”同步展开。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毛泽东到山东农村视察。当听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到1958年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后期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人们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还刮起了“共产风”。当时由上层推动的共产主义实验与基层群众的平均主义诉求相契合,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吃“大锅饭”热潮,无论是对基本生活需求的“包”分配,还是“敞开肚皮吃饭”的公共食堂,无不展示着“无处不均匀”的平均主义的思想。一些地方为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实行大规模的并村、集体用餐甚至男女分开居住,限制了社员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生产关系,束缚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后果是,浪费了大量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民劳动积极性受到了伤害,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从1959年至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我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

三、经验与教训

就在全国上下狂热地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不乏一些头脑清醒的睿智之士。中共一大代表、著名哲学家、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在读到《人民日报》刊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和口号时感到很不安,于是向到武汉视察的老朋友毛泽东当面发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回答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并举例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人想飞上天,于是有了飞机,人想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李达听了,表示很不认同,他指出:“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当时,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这“忠言逆耳”的劝诫,两位老相识不欢而散。

从思想理论的根源上看,人民公社化运动其实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与急于求成思想情绪的混合物。“公社”这个词来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指当时西欧实行公民自治的城镇组织。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党人曾主张在法国恢复公社制度。1824年,英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变卖自己的工厂、家产筹集了一笔巨款,带着自己的学生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创办了“新和谐公社”,实行生产资料公共占有、权利平等、民主管理等原则。按照欧文的理论,公社成员的活动目的只要满足本社成员的需要就可以了,所以导致公社产品缺少,生产少,消费多,产生矛盾。因成员觉悟水平不一,导致脑力劳动者日趋增多,而体力劳动者日渐减少,以至于技术工和一般工人匮乏,工厂、作坊经常停产关门,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也不得不闲置起来,比如公社的一家染坊能与当时美国最完善的染坊相抗衡,但都无活可干,一个纺织厂每天能生产400磅棉纱、一个面粉厂每天能生产60桶面粉,都不得不时时停工。还有一块大到3600英亩的麦田因缺少足够的劳动力耕种而收入微薄。这种情况,使欧文自己再也没有钱来补贴公社的逐日亏损了。4年后,“新和谐公社”终于宣告破产。

《关于几年来宣传口号的初步检查报告》

1962年宣传部门提出的《关于几年来宣传口号的初步检查报告》,重点检查了1958、1959两年中的错误口号,包括“违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以及混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界限的错误口号”,“违犯客观规律,助长了主观主义发展的错误口号”,“违犯党的政策,助长了刮‘共产风’的错误口号”,“高指标、高任务,助长了‘浮夸风’的错误口号”等。例如:

——“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

——“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

——“掀起一二五十(即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运动”

——“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

——“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主观能动性无限,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

——“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队”

——“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公共食堂万岁”

——“倾家荡产大搞钢铁”

……

正像恩格斯所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遭遇挫折之后,痛定思痛,逐渐地从理想回归现实,开始深入探寻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

1958年秋冬,毛泽东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开始着手调研、调整和纠偏。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为了解决公社化后所产生的生产、分配、福利、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纠正在办社过程中所发生的偏差,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领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作了多次讲话。虽然仍未摆脱对经济发展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但还是澄清了两个主要的理论问题。

一是明确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针对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和读书谈话中,在肯定人民公社是实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的同时,反对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明确指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不能混淆。他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他说,将来达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不等于就是实行共产主义。毛泽东指出,有些人总想三五年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右倾。这是错误的。两个过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两个过渡只能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不可能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立即完成这个过程。这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一样,也只能逐步完成上述两个过渡。

二是批驳了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指出,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他指出,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力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自足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毛泽东针对陈伯达等人要求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的问题。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逐步完整地表述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同时,在战略步骤上,明确提出要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即:第一步,在1980年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在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和1975年初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两次把这一战略步骤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此后,全国普遍开展了整顿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但是,由于“共产风”并没有煞住,再加上向农民征购了过头粮、整社过程中又对生产队干部的“瞒产私分”作了不恰当的处理,致使党同农民的关系日益紧张。为研究进一步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在讨论中形成了《郑州会议记录》,规定了14句话作为当时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第二次郑州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对公社、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职权范围作了具体划分。规模相当于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区和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有权按照公社的计划和有关规定,统一安排本单位的农业生产、收益分配、兴办和管理小型工厂,以及文化教育卫生和公共福利事业,搞好劳动管理。《郑州会议记录》对于克服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起了积极作用,表明党在纠正错误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7月14日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接着指出“大跃进”的问题:“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1959年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7月16日,毛泽东突然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会上,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庐山会议本来是为了纠“左”,但会议后期却转向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这不仅使经济工作中的纠“左”努力再度中断,更重要的是,它使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但是严峻的形势毕竟使最高领导层头脑清醒了许多。1961年1月14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一方针,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八字方针的提出,标志着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这对后来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工作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此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年。这一年,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了大批调查组,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所以,1961年就成为中央发布条例最多的一年。这些条例包括:“农业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科学十四条”,还有“高教六十条”和“工业七十条”。虽然国民经济起死回生,但总体情况并未出现太大好转。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1961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77亿元,比上年下降了128%;国家财政总收入3561亿元,总支出367亿元,赤字19亿元。而且,更为严峻的是,在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存在不能保底的危险,一些城市还出现了请愿等群体性事件。

为了推动粮食征购,中央决定发扬民主,开一个上上下下的“出气会”,以强调集中统一和反对地方的分散主义。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他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一九六二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这次大会,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到7月之间还发生了一些事情:中印边境上印度军队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彭德怀于6月16日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党全面审查他的历史,称为“八万言书”,被当作党内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动向。这都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大势的判断。7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拉开帷幕。毛泽东在几次讲话中强调阶级还存在,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要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除了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等文件外,毛泽东借这次中央全会再一次批判了所谓的“三风”,即“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对于阶级斗争的问题,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党对阶级斗争的警觉性明显升高,阶级斗争之弦开始越绷越紧,又被提高到“为纲”的地位。沿着这个思想逻辑,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即北戴河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首先说明,这次工作会议,是“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

为了便于讨论,参加会议的成员分为六个大组和若干小组。会议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核心小组成员有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再加上各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口负责同志,共22人。8月6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

一是阶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二是形势。毛泽东说,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三是矛盾。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残余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我想甚至是几百年……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内乱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政法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两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了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自20世纪70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同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挫折中得到了启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些历史经验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推荐阅读材料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彭明主编:《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三讲 历史转机

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挫折、经验与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悟出了一个道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没有一套固定不变的模式,还有更宽广的大道等待人们去探索和开拓。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机。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和中国元素。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一切又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环境的变化紧密相连。

一、时代新主题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国际形势峰回路转,新的格局呈现雏形。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与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逐渐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尽管中国尚处于“革命运动”的迷顿状态,但这毕竟是自己的事。经过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了巩固,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获得很大改善,这些都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其著作中表示:尽管1949—1978年之间中国推进工业化还远不完善,但一些成就还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是坚定的反共政治家,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也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思潮。1959年2月,设在旧金山的思想库——康仑有限公司接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委托,承担了“美国对南亚政策”和“美国对远东和东南亚政策”两个项目。报告于9月完成,发表时合二为一,题为《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该报告指出:“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复杂性和严重性可能有增无减的问题”,“对我们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没有再比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更起决定性的作用了”。1960年4月间,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切斯特·鲍尔斯的长篇文章《重新考虑中国问题》。鲍尔斯在文章中提出,美国应根据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利益制定对华政策。目前的中国政权已经“稳固”,而且实力日增。美国在处理有关地区的事务(如东南亚问题)和全球性事务(如裁军问题)时,如没有中国参与,其成效是值得怀疑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深陷越南的丛林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付出了无法接受的人员伤亡。而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逐步使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美国领导者几乎无一不信奉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并将这种理论同对中国的敌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不断扩张之势,约翰逊从上任伊始,便声称他“将不丧失越南”,不做“目睹东南亚重蹈中国覆辙”的美国总统。然而,当美国日益陷入越南战争的困境中,便不得不开始酝酿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

1967年秋,毛泽东注意到,正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尼克松写道:“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这是一种令人宽慰的态度。中美关系一旦“解冻”,无论从美国人民的利益来说,还是从中国人民的利益以及从世界人民的利益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全球化兴起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同样,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更要积极融入联系日益紧密的国际社会。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就是通过这颗小球带动起来的。1971年4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率先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毛泽东作出形象的比喻,是“小球转动了大球”,乒乓外交推动了世界形势的发展。2011年12月8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国家体育总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美“乒乓外交”40周年纪念活动,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乒乓外交”不仅拉近了中美两国人民间的距离,而且拉开了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历史序幕。40年来,在两国几代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取得历史性发展。1971年7月8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登上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秘密飞抵北京。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为中美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访问,由此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飞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也获得了新的活力和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这些外交活动所依据的事实,就是和平与发展渐渐成为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论

对所处时代的准确把握是一个执政政党、一个国家制定基本路线、基本政策、基本发展战略的根本依据。执政党只有正确认识所处的时代及其特点、基本矛盾、主题和发展方向等问题,才能选择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前进方向和发展战略。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深刻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对时代主题作出了正确判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并形成了“东西、南北”的重要战略思想。他认为,当时世界的矛盾不只是东西方之间的矛盾,还有南北方之间的矛盾;东西方之间的总态势是和平,南北方之间的问题是发展,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就为准确地判断国际形势,确立新时期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提供了科学依据。党的十三大把邓小平这一思想正式表述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内涵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要潮流,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要求,是当今世界有待解决的两大课题,是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两大任务和两大目标。

按照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16世纪是资本主义的开端,从那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萌芽并取代封建社会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从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几乎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又称为“帝国主义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也有人将其称为“当代资本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到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正值资本主义从第三个阶段进入第四个阶段的重要时期。

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兴起了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航天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这场新科技革命发源于美国,尔后迅速扩展到西欧、日本、大洋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涉及科学技术各个重要领域和国民经济的一切重要部门。从70年代初开始,又出现了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型材料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从此,人类社会进入了“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下的世界科学技术情报系统(UNISIST)统计,科学知识每年的增长率,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95%增长到106%,80年代每年增长率已达125%。另据美国《电子科学》杂志介绍,1981年10月至1982年9月,世界上就在电子技术领域产生了39项重大成果,以年工作日为300天计算,即平均每77天就有一项电子技术发明。如果我们把其他科学技术领域的理论与技术的发现和创造计算在内,我们面临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速度,即不可能用年、月、日来计算,而将以时、分、秒来计算了。由于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各国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具有开放性,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经济、科学、技术、教育等方面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制约性、依赖性显著增强。横向开拓,对外开放已成为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共同趋势。

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成果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此外,西方国家为了缓和国内的各种矛盾,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也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了一定限度的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使阶级关系、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劳资双方的关系呈现出协商合作的发展态势。资本主义世界自我调整的成果就是经济增长、失业率降低和物价稳定。日本的成就是最显著的例证。日本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大力鼓励出口贸易。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公司把研究和开发经费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于购买外国技术。20世纪50年代末,索尼在美国市场推销收音机,丰田推销汽车,本田推销摩托车。日本公司在西方消费者中声名鹊起,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制造商已是世界贸易中的生力军了。就这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中经济增长了8倍。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快速恢复和增长,世界贸易在1950年后也迅猛增长。在1914年以前的辉煌岁月里,世界贸易量每20年到25年翻一番;而二战后第一个25年里,世界贸易量则是每10年就翻一番。一个又一个国家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出口热。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工业化和新科技革命让西方世界沿着中间道路航行,频繁的贸易往来把市场与社会结合起来,把繁荣和社会稳定及政治民主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世界现代史上速度最快的经济增长和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稳定。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却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已经瓦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一步加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基本上停留在这个“失真”的水平上。“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就是中国曾经对国际环境的基本判断。这既有时代主题还不明朗的原因,也是“战争与革命”旧的思维模式在作祟,更是长期封闭的结果。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抓住了发展机遇,而中国大陆则与难得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亚洲“四小龙”

亚洲“四小龙”在英文里的翻译是Newly Industrial Economics,意即“新兴工业经济体”,在学术期刊和书籍中一般都译为NIEs。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最发达富裕的地区,这种所谓“东亚模式”开始引起全世界关注。由此,这四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四小龙”都属于幅员不大、矿产资源很少,但地理位置优越且同西方发达国家有特殊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1)增长速度快。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都接近或超过10%。(2)出口扩张迅速。台湾地区197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为1970年的13倍;韩国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5年的20多倍。(3)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韩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61年的47.4%降为1985年的15%,工矿业从16.5%上升为33.4%;台湾地区农业比重从1952年的35.7%降为1978年的12.1%,工业比重从17.9%上升为40.3%。中国香港与新加坡也从转口港变为工业城市。(4)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5)失业人数减少,收入分配相对平均。8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失业率都降到4%以下,收入分配与美、日等国相比较为平均。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国际社会,对当今时代主题和全球化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矛盾和状态,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这使中国共产党的主观认识跟上了历史环境变迁的步伐。1978年10月26日下午,正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从东京乘新干线“光-81号”超特快列车前往日本的文化古城京都访问。他在火车上应日本记者之请谈对新干线的观感时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纽约与上海、东京与北京、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强烈对比和反差,不能不使邓小平的内心深感震撼,不能不产生强烈的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同时也不能不对时代主题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正是时代观的根本变革,打破了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使人们逐渐树立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意识,认识到了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最高水平在哪里,中国还与此有多大的距离,要缩小这个差距,应该从各国的发展进程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实现跨越式发展。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继承以往一切社会创造的优秀文化,在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的条件下,更要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正像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当然,西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分化、西化图谋从未停止。冷战结束后,美国强化了“民主输出战略”,利用大众传媒广泛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与价值理念,并通过文化交流进行渗透,借助对外援助打开传播渠道,支持“颜色革命”以扩大制度保障。近年来,美国还特别强调开展公共外交,整合美国政府和社会力量,推广“自由民主”,谋求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性质。作为一个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可能完全对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置之不理。但是,这种斗争主要是国家利益之争或综合国力的竞争,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压倒了阶级利益与意识形态差异,后者服从于前者而不是相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综合国力得到增强,才能在这种竞争的格局中使这种关系保持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1989年10月,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

二、让思想冲破牢笼

相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迅猛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人深深地感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确实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能否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发展机遇、奋起直追的关键一步。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些都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赞同和支持。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由于几十年对毛泽东权威的不断强化以及思维的惯性,普通群众对“两个凡是”并不反感,甚至觉得合理。所以,“两个凡是”一经公开,恰恰可以给人们一个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感觉。然而,从深层次看,“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晚年的路线方针固定化,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中国很难向前迈进一步。由此,“两个凡是”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当时,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说:“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的信中,他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7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他的观点得到了叶剑英、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响应。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一些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拨乱反正的好文章,促进了理论界的思想解放。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以无比巨大的感召力冲破了党在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从根本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本来面目,使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思想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845年,马克思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一论述清楚地告诉人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他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成了公认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三、在希望的田野上

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原因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事先有了一个新的观念,而是在于亿万人民的伟大智慧和首创精神,以及他们在希望的田野上的伟大创举。克服苏联模式弊端的手段并不是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发明出来,而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发现出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大业成就于农民,社会主义改革也必定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使然。邓小平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说:“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7亿亩的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的农民以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回报了党、国家和社会。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具有自己的特色。不能说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点问题都没有,至少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搞得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至于遗留了一些长期性问题。对于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但不论如何,比起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还是温和得多。但事情远未完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在“趁热打铁”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体制给日后的农业生产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3亿,非农业人口增加4000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量都有了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10000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粮食产量从1956年到1978年的22年间增长了60%,每年仅递增2.4%。1978年,国家征购1000亿斤粮食,与1952—1955年的平均数差不多。到1979年,全国有1.4亿人的全年口粮不足280斤,实际处于半饥饿状态,农业劳动生产率也相当低下。4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但粮食副食品的供应仍然紧张,需要通过进口以补不足。1977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才生产粮食1917斤;而1975年的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产粮136535斤,高出中国71倍。中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只能供养2.1人,需要4.8个农业人口供养一个城市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必然要挺身而出甚至必然要铤而走险,向旧体制开刀,否则就没有盼头,没有活路。包产到户这种形式成为农民的首选。

浙江永嘉包产到户的探索和实践

1956年5月,中共永嘉县委在雄溪乡燎原社进行农业生产产量责任制的试验,由此在中国首创包产到户。在浙江快速实现农业初级合作化以后,急剧扩大的生产规模使相当多的合作社在经营管理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为此,永嘉县委把如何搞好生产管理当作中心工作来抓,指导区、乡开展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县委书记李桂茂派农工部干事戴洁天率工作队到燎原社进行队以下产量责任制试验,确定了“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责任制,其做法就是“队向社包工包产,户向队负责专管田上分摊的包产量”,包产量核算到每丘田,合起来就是队包产指标。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将这种管理方法命名为“包产到户”。这一办法实行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永嘉县委非常重视燎原社包产到户的方法和经验,布置全县开展多点试验包产到户的工作。11月19日,《浙南大众报》发表文章,认为包产到户是“倒退的做法”,并向《人民日报》直接投诉,通过媒介转给中央高层领导,对永嘉包产到户的实验形成很大压力,浙江省委、温州地委、永嘉县委被迫下令停止实验包产到户。李桂茂、李云河、戴洁天都受到处分,全县因参与包产到户而被判刑劳改的达20多人。直到1983年8月,李桂茂、李云河、戴洁天等人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

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此后3年左右的时间,安徽开始领起中国改革风气之先。此时,安徽确实是个“老大难”。全省287238个生产队中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全省25%的人年收入在40元以下。“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进了城就忘了娘了”,万里到安徽后目睹了普遍的贫穷与饥饿,他深感内疚与不安。实际上,安徽只不过是一个缩影,那时中国大多数农民仍然处于难吃饱肚子的“危难时刻”,万里再次被委以“救火队长”的重任。他别无选择,只能去探求一条重振农村与农业的新路子。著名的安徽“省委六条”,是万里入皖不到半年后推出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新政。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规定》共有6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要给生产队与农民(当时的称呼是“社员”)减负,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农产品可以到集市出售,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这些规定极具争议性与冲击力,特别是在当时仍在号召“农业学大寨”的政治气候之下。邓小平对万里这位老部下的新政赏识有加,他在出访巴基斯坦途中经过四川省时,特地向四川省主要负责人推荐了安徽省委的“六条”新政,后来四川省仿效安徽也拟订了农村改革的“十二条”。安徽与四川两个农业大省的东西呼应,掀起了冲击旧体制“铁幕”的第一波浪潮。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严宏昌等18户农民勇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冒着坐牢的危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在大包干协议书上,明确写明:收下粮食后,首先交给国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尽管选择分田到户的理由显得有些不值一提,但正是这些理由让农民作出了最贴近他们的现实、最能激发他们的活力与热情、也最能解决问题的道路。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为小岗18户农民的行动作出辩护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莫过于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坚守”多年的“一大二公”的理想与制度设计,在这些琐碎的现实面前显得无力而脆弱。变革显然已经势不可挡:在18位小岗人按下手印时,肥西县的山南公社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并且已经传到了安徽省委高层的耳朵里。万里为此专门召集了省委常委会,他以这样一段讲话表达了他对农民自主选择的尊重与支持:“包产到户的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解放。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邓小平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农业的发展使农村的积累和农民收入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整个农村市场迅速扩大,为工业建设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原料,因而也带动了工业的迅速发展。1979年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增长79.6%,平均每年递增15.9%。在农业内部,除1980年种植业下降0.5%以外,每个行业每年都是正增长。与此同时,主要农产品产量全面提高。全国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77万吨增加到1984年的40731万吨,平均每年增加1709万吨,增长率达4.95%,比前26年2.41%的增长率高1倍多,仅用短短6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粮食增产1亿吨。同期全国棉花总产量由216.7万吨增加到625.8万吨,增长1.8倍;油料产量由521.8万吨增加到1191万吨,增长1.3倍;猪牛羊肉产量由856.3万吨增加到1540.6万吨,增长80%。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功,也产生了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并为此提供了经验和思路。

不仅如此,改革还极大促进了农村社会分工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和“个体户”,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对外开放后,诞生了一大批按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中外合作的“三资”企业。虽然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过两种经济体制并行的“双轨制”阶段,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形成统一的、开放的全国市场,新旧体制两个“板块”不能长期并存;市场机制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所显示的巨大优越性,促使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与市场经济接轨。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有权自己支配自己的剩余产品了,他们要按照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去交换工业品和服务。这为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动力。

邓小平曾把改革开放比作一场新的革命,就是因为它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并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杠杆。

推荐阅读材料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发布时间:2013年10月09日 10:52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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