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传》：孔子是严苛的道德主义者吗

孔子是怎样一个人？在鲍鹏山新著《孔子传》的后记中，提及他写作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感慨近百年来对孔子思想出于无知的误解乃至出于恶意的曲解。“天下滔滔皆是也”，而“误解会导致误导，误导会导致误会，对思想的误会会导致行为的失误”，这本《孔子传》试图告诉人们的，第一，是真相问题——孔子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第二，是比揭示真相更重要的——价值问题、判断是非问题：对百年来“被误解的孔子”予以澄清。唯如此，才能判断孔子对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以来，孔子曾经遭遇过两场大批判：第一次，是近百年前“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第二次，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批林批孔”。两场运动，孔子都成了否定与声讨的对象。直至今天，对孔子的批与评，余波未平，普遍存在于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中。而思路往往如此：为什么在一个新世界面前，我们文化落后；为什么文化落后？因为西方文化基因里比我们多民主、科学、自由。我们为什么没有民主、自由、科学？因为有孔子。所以需要质疑孔子。

事实上，人们批判的很多东西，如“吃人的礼教”、“奴隶道德”、“三纲五常”等并非孔子思想，甚至是孔子非常警惕和严厉抵制的。20世纪初“五四”先贤们喊出的“打倒孔家店”，实际上只是把孔子当成一个“文化箭垛”，是出于传播学的需要：这样的口号生动、形象，直接付诸人们的感觉，让普通人也能一下子就明白知识阶层思想解放的指向。所以，孔子实际上是为那些文化史上的黑暗部分背了罪名而已。

就当下社会十分关注的“道德”问题而论，即存在对孔子这样的误解：由于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信念都指向孔子，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孔子是一个苛刻的“唯道德主义者”，是一个让人面对他，不胜道德颤栗的人。

看《论语·泰伯》中孔子的话：“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即，对不仁的人，恨得太过分，也是祸乱。

有个故事：孔子学生公伯寮，在鲁国政改“堕三都”的关键时刻，在执政贵族季氏那里说师兄子路的坏话，导致子路丢了季氏家臣的职务，对“堕三都”的失败以及孔子出走鲁国，都负有相当的责任。鲁国大夫子服景伯表示可以杀了他，但孔子拒绝了：“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我的道能不能行得通，命啊，他公伯寮能怎么样呢？

孔子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对道德义愤保持有一份警惕。对不道德的人和事，有道德义愤，是一般人容易作出的价值判断；而对道德义愤保持警惕，则是圣人才有的价值判断：一旦把道德绝对化，就会用绝对化的手段去惩戒那些不道德的人，而绝对化手段本身即是不道德的。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犹如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对不仁者的极端仇恨和不择手段的报复，反而会把道德拖下水，让人变得更加麻木不仁。

极端的道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要好人极端地好；二是对坏人极端地坏。孔子为什么不赞成用极端方式履行道德？反对用极端手段来实现正义维护道德？因为一切极端手段必隐含着对另一种价值的破坏，其破坏性往往指向更原始更基本的价值。人类的恐怖主义，就是极端道德主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