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梁启超的变与不变

梁启超被称为“善变”豪杰，这一点连他本人也不避讳，他一生横跨晚清、北洋、国民政府三个时期，担当过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这三种理念不同的团体主力。当然，梁启超绝不像冯玉祥、石友三那样的“倒戈将军”，他的“变”与“不变”，复杂得必须要像解玺璋一样，用两大册六十万字的《梁启超传》来解释。

解玺璋在这部书中，分别详述了梁启超与时政要人之间的关系。所列的人物中，梁启超对康有为、汪康年、孙中山、章太炎、杨度、袁世凯的态度都有过重大的转变，大多是从不认同到认同，再从认同到反对。而其中问题最为重大的是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三人，其中前一个是恩师，后两个都曾当过中国的一把手。“维新”与“保皇”，貌似是两个敌对的观念，但康有为和梁启超却很正常地完成了期间的过渡。康有为一贯主张“孔教”治国，把孔子树立成中国的耶稣，在乡村各地像建立教堂一样建立儒家的学堂，甚至采用孔子纪年。而梁启超的“保皇”，则是为了保光绪皇帝这一人，他所畅想的是革命成功后，把光绪请出来做大总统也未尝不可，就像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他写道，中国的大总统叫罗在田，也就是爱新觉罗·载湉的拟音。梁启超对恩师康有为所作的评论如下：“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或非无因耶。”即使是尊敬一生的康有为，但凡有所不认同，最终也是要分道扬镳的。梁启超同孙中山也曾有过一定的友谊。然而康梁一党多是世家子弟，是团聚在万木草堂、时务学堂周围的同学老师；而孙中山的同盟会、兴中会多是下层的士民游侠，更容易接受排满复汉、暴力革命的手段。改变中国，梁启超用的是民智，而孙中山用的是炸弹，二人最终势同水火，革命党与保皇党之间的坑也就越挖越深。

历史每每翻开崭新的一页时，往往都会把这一页撕破。而1912年的这一页，就是被清廷退位民主共和时的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国民党这四个党派裹挟着梁启超一起撕破的。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在海外流亡了十三年，思想在这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从这段时间开始，作为思想家的梁启超，更多地成为了实干家。随着清廷的逊位，他终于有了实干的平台。但是，文化人总是悲哀的，梁启超只能选择跟着谁干，而自己不能挑大梁。然而，民主共和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纸空文，《梁启超传》一书中写道，当时的党政多是争夺权力，少有真正的信仰，深入考察过欧美各国政治的梁启超自然是每个党都争取的对象，加入一个就会得罪另外三个。他选择了实权握在袁世凯手中的共和党，这一选择几乎使他成为当时的“全民公敌”，几乎身败名裂。然而，袁世凯是梁启超绕不过去的合作对象。他对每一个党的理念都不完全认可，他只能寻找一个与自己理想最为接近的党。他和袁世凯合作，把共和、民主、统一三个党合并为进步党，定了袁世凯为总统之后设立宪法，这也许是他能做到的最好的结局了。

通过解玺璋的这本书不难发现，梁启超是真正的性情中人，他外表温文尔雅，长于辞令，内心却慷慨激昂。他既大气，又细腻。大气到他说话、做文章、做事都是大手笔，都是“为了天下”云云；而他在具体操作上，还总是事无巨细，就连子女的生活都要亲自关心过问。最为令人感动的，是他在给儿子梁思顺的信中写道：“……思成呢？我就怕因为徽因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忧伤憔悴是容易消磨人的志气……我到底不知徽因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狭的人，一定抵挡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舔犊之情，感人至深。

晚清那一代人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感足以令今人惭愧。梁启超自从读书以后，所想的是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孕育出一批“仁、智、勇”三德的新民。这个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为此他先追随康有为，随后跟各种革命团体一起干，晚年时提携后进，最终退居书斋成为一代学人，并以身作则教育出九个优秀的子女。他一生都在做时代的引路人。为此，不论是师友还是后学，他都是抱着好感接触，发现问题后试图改变，无法改变后选择离开，甚至不惜走上敌对的道路。梁启超变化的是思想观念与合作伙伴，但他永远不变的是那颗拳拳的赤子之心。（作者：侯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