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中求静——评《茅盾文学奖研究》

青年学者任东华的专著《茅盾文学奖研究》是部整体性地站在文学生产制度、文学思潮起伏和审美意识发展的高度上，全面辨析和研究茅盾文学奖的学术著作。

新时期以来，茅盾文学奖已经评选了八届，尽管饱受争议，各种评价也表现得千差万别，甚至针锋相对，而且也的确错过了一些优秀作品。但茅盾文学奖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之一，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和不可回避的重要文学现象，它缩影般地反映了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复杂发展的面貌。所以说，无论是就提升中国文学的形象，还是就加强与世界文学的联系而言，对茅盾文学奖的研究都不乏意义。

任东华历时六年，不但大量阅读了近三十年以来有影响、有成就的长篇小说，还多次精研获奖的原著。这样使他既熟悉文本，而且还获得了比较广阔的文学史视野。在研究过程中，他充分地利用各种机会采访与茅盾文学奖相关的当事人，尽可能多地搜集公开的或者内部的资料。因此，对茅盾文学奖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资料的占有上，还是在对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条例”、“评选标准”、“评选过程”、“思想内涵”、“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以及“经典观”等等义域的深入程度上，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在对茅盾文学奖的乡土意识、现实书写、历史叙述、现代转型等文学现象的解读方面，也表现出了难得可贵的独立精神和创造的勇气。

他通过比较茅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也相当深刻地证实了茅盾文学奖并非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实在没必要厚此薄彼，矮化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同时，他又通过文本细读，详细地阐述了某些作品的成功所在，大胆预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些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争议和影响，可以让人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茅盾文学奖。

鉴于过去对茅盾文学奖的研究基本上采取的是“社会—历史”方法，也表现了比较突出的陈陈相因的局限性，这部专著的研究方法借鉴了接受美学和M·H·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的诸种坐标的观点，以及韦勒克和沃伦倡导的文学分类研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理论，遵循方法选择及其运用的“还原”、“总体性”和“辩证地批判”等基本原则，采取“综合—创新”方法对茅盾文学奖进行跨对象、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研究，力求从多个层面对茅盾文学奖及其作品作出丰富的阐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这部著作虽然对茅盾文学奖的制度层面、评奖得失、获奖作品的历史价值作出了较为详细、深入和独到的研究，但其最大努力点在于提出了“茅盾文学奖美学”这一概念。当然，茅盾文学奖是变动不居的，由经常变化的评委组成，每届评奖的结果也不无偶然因素，换一批评委，结果也许就不一样，所以它有没有自己稳定的“美学”是一个问题。然而，多届茅盾文学奖形成的审美积淀，比如侧重重大题材，讲究厚重感，倾向开放的现实主义，确也是存在的。

正因为这样，作为一家之言，作者认为，茅盾文学奖美学是一个总体的、开放的、动态的概念，由当代文学生产制度、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理念及历届的获奖作品从“制度—美学”、“文本—美学”和“比较—美学”等层面共同形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茅盾文学奖主要通过题材的倾斜呈现、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之精神主潮，以及“全知视角”、“正面的价值取向”、“新现实主义”和“史诗传统”等具有原则意义的“基本叙事”因素和共通的思维精神——构成了茅盾文学奖美学的“基础”，各种因素均处在不同层次的系统中，彼此发生着深刻的联系；尽管在原则与精神方面，茅盾文学奖有着某种相对稳定的延续性，但每一届的获奖作品却是变化的，因此，茅盾文学奖美学也是与时俱进并融会贯通的，它既有着传统的血脉，又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思潮、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及当代文学创作的美学合力之呈现；尽管它还是不成熟的，有着各种不足甚至缺陷，但在主要方面，它在不断地对话与交流中努力建构自己的诗学特色，也在不断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国传统的和谐美学建设及中华文化与文明建设,并循序渐进地走向华语性、人文性和经典性。

作者谦虚地表示，上述对茅盾文学奖美学的概括和梳理，仅仅只是尝试着打开了茅盾文学奖研究的美学之门，以期抛砖引玉而已。如是，这一评价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

概而言之，该著对茅盾文学奖的外部与内部、部分与全局、要素与系统、成绩与局限等均作出了创新性研讨，值得赞赏。（作者：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