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真的统一——评《鲁迅传·会稽耻》

《会稽耻》 张梦阳著 华文出版社 2012.1

在中国，鲁迅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是因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鲁迅浩瀚无涯的思想不断地触发了人们的思考，激扬着人们的精神。而要为鲁迅这样的“传主”写传，则更是“显学”中的“显学”。因为要把握并书写出鲁迅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民族魂”和“二十世纪中国最痛苦的灵魂”，可以想象，这该是一项多么复杂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鲁迅传》大致有四十部之多，但与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相去甚远。本来最适合为鲁迅作传的两大名家——唐弢和林辰，都开始了他们的《鲁迅传》的写作，但天不假年，随着他们的去世，“广陵散”顿成绝响。

所以说，张梦阳先生所著《鲁迅传》的出版，值得期待。

这本《鲁迅传》，选择鲁迅一生的早、中、晚三个蕴含诗意又矛盾集中、较易编排故事的“景点”，总题为“《苦魂》三部曲”，共包括《会稽耻》、《野草梦》和《怀霜夜》。《会稽耻》，以绍兴鲁迅青少年时代从小康到困顿的坎坷经历为主线，写他从祖父科场案到离开绍兴“走异路，逃异地”再到南京求学、赴日留学的历程，展现晚清中国社会的腐朽、没落与鲁迅的精神成长。《野草梦》，以北京鲁迅中年写作《野草》、《彷徨》时期，与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许广平爱情的纠葛为主线，写他从撰写《野草》首篇《秋夜》到携许广平南下的经历，展现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与文人心态。《怀霜夜》，以上海鲁迅晚年与瞿秋白的友情为主线，写他从惊闻瞿秋白被捕的消息到营救、怀念直至逝世的过程，展现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历史画面和各色人物的社会众生相，以及当时革命者复杂的内心世界。

目前由华文出版社于2012年1月出版的《会稽耻》，已经见出张著《鲁迅传》的最大特色——那就是“诗”与“真”、“文学”与“历史”的有机统一后的“史诗性”笔法。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梦阳先生创作遵循的基本原则。他力求艺术地再现鲁迅的真实原貌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绝对不能胡编，更不能戏说。故事主干必须严格遵循历史真实，做到言必有据。为了文学的需要，枝节部分可以适当虚构和调整，但也必须合理。这实际上触及到了传记写作中“诗”与“真”的关系，即如何“修复或再现历史现场”的方法问题。在《会稽耻》中，作者以真实的历史为基础，加之以合理的想象，或者是以真实的历史为散点，以文学的想象来勾勒，从而试图还原出“历史的现场”。这历史的基点或散点都是在原有的史料中提炼而出的。这些史料的源流包括：有关绍兴地域的历史文献，有关鲁迅故家的回忆录，鲁迅小说中的具体人物、故事和场景。有这些坚实的史料做基础，使得《会稽耻》中人物、故事和场景都显得极为真实和可靠。

同时，《会稽耻》的文学色彩更加浓郁，甚至可以说，《会稽耻》是第一部以“文学”的大开大阖笔法来为鲁迅立传的。

比如鲁迅与琴表妹的爱情故事、浙江巡抚崧骏处理“科场案”的场面和心理描写、饥民领袖黑瘦汉子领导的“抢米风潮”等，都有非常显明的虚构或“创作”的成分。但与坊间诸多的历史小说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不惜编造历史、虚构故事不同，作者在进行文学想象时，其笔触还是比较收束、节制甚至显得有点拘谨。比如写鲁迅与表妹琴姑初恋的真情的《冬雨》、《春雪》、《慰藉》、《无言》等节，富有诗情画意，堪称凄美。但没有“过”，没有写成爱情小说，适可而止，最后落实在“救中国”上。

作者说，之所以如此处理，是因为当时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哪个党派，什么主义，出发点都是“中国要亡了，必须奋起救国！”鲁迅一向反对在进行文学想象时的“过度”表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他曾毫不客气地指责《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脱离了历史现场的人物描写，即使情节再曲折和精彩，其文学价值也不高。就此而言，《会稽耻》对人物和故事的谨慎处理方式，还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可以说，《会稽耻》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史诗性的鲁迅传记，迈出了作者创作《鲁迅传》最初的，也是最坚实的一步。（作者：田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