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之心 义之路——评《天之涯，海之角》

家史与国史彼此缠结，个人命运与时代律动相互激荡，对人性不断开掘，此类“家国寓言”成为张笑天惯常的书写方式。晚清以降，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尚处其间。文化危机、价值虚无、意义匮缺、物欲膨胀等当下精神境遇，已成为知识界的普遍性关切。如何在“变局”中重建历史的连续性与文化的主体性，如何修复心灵秩序与意义世界，成为当代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的精神维度与艺术维度。张笑天新作《天之涯，海之角》（吉林人民出版社）无疑是一次可贵的尝试。

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山东昌邑为时空背景，通过对杨、齐、麦、宋四个家族恩怨纠葛的细致入微描写，写出了山东商人背井离乡、海外经商的奋斗史，表达了作者对义利、爱恨、荣辱、恩仇、家国等方面的深刻理解，出之以传统德性；作家将近百个人物的性格命运表现得起伏跌宕、酣畅淋漓，出之以传奇笔法。尤其是对以杨家、麦家、宋家为代表的“脊梁”般的齐鲁儿女可歌可泣的人生境遇与生死抉择的力透纸背的书写，展示出作者对民族性格中的坚忍不拔、舍生取义等优秀品质的感佩与讴歌。书中的核心矛盾即杨家与齐家的经济斗争，而更为深层的较量则出自人性、人格与道德境界。前者尊崇仁义，乐善好施，见利思义；后者罔顾伦理，不择手段，因利废义。杨家虽频遭劫难，却屡得贵人相助，或能化险为夷，或可否极泰来，其原因多根植于仁义的道德选择，即所谓“善有善报”。学者赵汀阳指出，高尚原则虽有道德优势，但却未必有生存优势或博弈优势，是为伦理的困境。而他认为，儒家的仁义，“不仅具有道德优势，同时又兼具生存优势”，比如“能够创造良好的恩情循环关系而积累人际情意”

此外，小说主人公麦秋与宋天问、胡月兰之间的感情故事，也因其在情爱之中所彰显的伦理姿态与高贵存在而使人难忘。同时，宋家的侠义精神，麦穗的济世情怀，麦芒的良善品质，以及各家毁家纾难的精神，令人印象深刻。穷通蹇达，生死祸福，人物命运沉浮莫测，而操持未变的是个人的德性，凝聚不去的是民族的魂气。

这部小说的广阔性，非在时间之绵长，而在空间之广延。小说人物由山东及北平，终至南洋，而起点恰是古城昌邑。昌邑，历史文明悠久，不乏文化遗址，且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所谓“蚕绸之名，溢于远方”。20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古今蜕变之际，历史与文化仿佛由此被撕裂，而小说中的“下南洋”，可视为传统中国的“现代再出发”。出发的方式，不是裂变式突进，而是“创造性转化”。

杨润德和麦氏兄弟的商人精神，与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根本不同，而是内生于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明清商人渐渐地自儒家文化中发展“贾道”。而晚近东亚地区的经济崛起，亦使儒家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获得关注，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的观念受到质疑。杨润德与麦氏兄弟，在历史谱系之中不仅是明清儒商的后人，更是当代创业者的先民。“下南洋”有别于“闯关东”，其间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与冲突，反映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竞。

麦氏兄弟南洋创业，以其“士魂商才”的品质，赢取事业的成功，获得承认。麦穗初抵雅加达，屡遭歧视，而终为荷兰贵族小姐与南洋姑娘所深爱，这不可不谓是个意味深长的隐喻。

基于“全球化”的主潮与中国的经济崛起，作者重写这段历史，殷殷探寻的是文化的自信力，彰显的是一个文化大国的根本抱负。“溢于远方”者，不唯“蚕绸之名”，更是中国的文化精神与生存智慧。（作者：程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