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之父”的千古绝唱——评《史记》

司马迁因写《史记》而名垂千古，除此之外，就个人人格而言，他可能要比其他任何史学家更有资格引起我们深深的敬意。他所遭遇的苦难是众所周知的：他被汉武帝认定为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而被投入监狱，以“诬上”的罪名判处了宫刑，这应该是一个男人所能遭受到的最大的耻辱。在《报任安书》中，他曾追述过这次事件的始末，沉痛之情我们可想而知。他说自古人们都以做宦官为耻，即便中庸的人一旦“事有关于宦竖”，也难免灰心丧气，何况是像他这样志向远大的人呢？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便出自这封书信。司马迁要写出继《春秋》之后最伟大的一部史书，在理想还未完成之前，用他的话说，他只有选择“隐忍苟活”。他写道：“耻辱者，勇之决也。”——断定一个人是不是有一颗勇敢的心，要看他如何去对待所遭受的耻辱。

今日无人敢说写《史记》的司马迁是一个苟活者。他的痛苦与勇气常人根本无法想像，但是我们可以断定，《史记》基本上是以一种类似殉道的精神写就的，因为在当时的境况中，它的作者对人生几乎不可能再抱有任何的指望了。

司马迁字子长，他所生活的年代，正值汉武帝统治下的西汉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司马迁生来似乎就注定了要成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他的祖上世代为史官，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朝中的太史令，职掌王朝的政事记录，兼管文书档案资料，为后来司马迁的写作提供了文献材料上的便利。司马迁向汉代著名的儒学大师学习过《春秋公羊传》，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但光读万卷书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更真切地去感受前人古事，从他20岁开始，他曾先后有过三次大的游历。约在20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全国，考察访问了许多胜地古迹、名山大川、经济物产、风土人情。他曾在汨罗江屈原自沉的地方凭吊过前代伟大的诗人，在淮阴收集过韩信的遗闻轶事，也到过楚汉相争的旧时战场。行万里路让司马迁对历史与社会有了相当全面而具体的了解，当他在38岁那年继承父职时，他事实上已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格去完成他父亲要他修一代信史的遗命了。

《史记》约52万字，凡130篇，所记载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时间跨度约3000年。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即所谓的“五体结构”，这是司马迁对史学所作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它的具体职能与好处，清代的赵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为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序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里面也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2000年过去了，司马迁的这一创造还没有被后世史家们所超越。

事实上，这部历史著作所涵括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了史实本身，里面除了有对历代帝王兴衰的记述，更网罗了与之相应的经济、政治、哲学、文学、美学、史学、天文、地理、文化、伦理等方面的知识。研究哲学和政治的人可以参考《史记》，因为从春秋时孔墨显学的对立到战国时的百家争鸣，这部书对各家的学说都有相当精当的介绍；搞经济的人也应重视《史记》，因为它是第一部引入对经济研究的史书，司马迁是不顾儒家安贫乐道的训诫而大谈“逐利”的，具体可见《货殖列传》；研究古代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的人应当读《史记》中的“八书”，司马迁在里面还阐发了对“天”与“人”的看法；研究民族与民俗的人也不应放过《史记》，因为司马迁在“列传”中以前人所不及的宽广胸襟与视野介绍了当时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或许用百科全书来形容《史记》会来得更贴切些，司马迁说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做到了。

《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秉笔直书一向是史家的宝贵传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个著名的故事，“崔杼弑其君”，他的史官直书其事，都接连被杀，但无论如何，活着的史官终不肯篡改史实。写《史记》的司马迁又如何呢：他并不因为自己曾因言语致祸而在写作中有所顾忌。谁都知道，楚霸主项羽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死对头，但司马迁在书中却给了项羽很高的名位，破例为从未得过天下的他作了本纪，因为司马迁认为，项羽对推翻秦的统治有首功，曾号令诸侯，足可视为能扭转乾坤的一代之雄。从司马迁的这一“破例”之举我们看到，他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

至于刘邦，司马迁肯定他开国的功绩与卓越的才能，说他足智多谋、举贤任能、从谏如流，比起项羽，他能“仁而爱人”，但司马迁并没有认为刘邦就是个完美的圣人，他笔下的刘邦是英雄，也是个俗人，有很多丑陋面，比如被项羽追得急了，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身边的人推到车下去，项羽当着他的面要煮了他的父亲，他居然还涎着脸说：“分我一杯羹”，他讨厌儒生，谁要戴着儒冠来见他，他就把人家的帽子摘下来往里边撒尿，这般“高祖”简直与市井无赖没什么两样。当时刘邦已经是董仲舒之辈造神运动的对象，而司马迁却毫不客气地用事实把这个“圣人”给解构了。

对于汉武帝，司马迁的感情不能不说是复杂的。从前有人刻意把汉武帝同司马迁对立起来以抬高后者，这有悖史实。无论如何，在司马迁的心目中，这个当朝最尊者尽管差点毁了自己的一生，但仍不失为一个明主贤君，他甚至说他如果不写《史记》，“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那就是他这个当史官的过失了。当然，他给汉武帝的远不尽然是溢美之词，《史记》以大量的事实证明，汉武帝也存在迷信鬼神、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穷兵黩武等诸多间题。后世有人说司马迁“贬损当世”纯属公报私仇，这样的看法是很下作的。不为尊者讳，敢于直刺当朝统治者的恶与过，这是司马迁治史所坚守的原则之一，比起后世那些看着统治者的脸色写史的人，司马迁是无愧于他手中的笔的，就连后来对他多有诟病的班固也服膺他这点，把《史记》称为“实录”。

司马迁写史，是以人物为中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他笔下的历史就是人的活动的历史，他为帝王将相、社会名流写传，也为有姓名或没姓名的普通人写传；为道德高尚的人写传，也为品格为人不齿的人写传。尤其值得一说的是七十列传，里边包括了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物，无论是布衣与卑贱者，无论是游侠、刺客、商人、儒生、医卜，只要是有作为、有影响的，他都为之立传。孔子一生郁郁不得志，“似丧家之狗”，而司马迁为他作《孔子世家》，并以“高山仰止”来表示自己的崇敬之情。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司马迁就偏偏为“喻于利”的商人们写了《货殖列传》，因为经济对国计民生确实影响巨大。与此同时，即便是居高位者而作用不显的，比如位居丞相的陶青、刘舍等人，司马迁也不会为之作传，因为他们“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从中可见司马迁的史识确实非同凡响。

司马迁写人，确实很出彩，有人说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又像一个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他创造性地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从《史记》到唐代传奇出现的900年时间里，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写人的艺术能超越《史记》的水平。日本著名汉学家斋藤正谦说自己读《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见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充分说明司马迁的写作是极富感染力的，已达到了动人心弦、移人性情的效果。像飞将军李广、韩信“胯下之辱”、张良遇“圯上老人”、刘项“鸿门宴”、破釜沉舟、霸王别姬等等人物故事早已家喻户晓，不断为后来的小说、戏曲所引述移用，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到今天还在津津乐道。虽说读史主要是鉴古事而明得失，不过不能不承认，很多人读《史记》，主要是为里面所记的精彩人物故事所吸引。

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肯定了这部书的史学价值，也称颂了它的文学魅力。司马迁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史学之父”。他所开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史学体例，后来成了“正史”的固定模式。《通志》的作者郑樵说“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这是千真万确的，洋洋大观的二十四史之源正是《史记》。在唐代，传奇小说的诞生显然与《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密切关系，而司马迁的影响同样是促成古文革新运动的动因之一，《史记》的文章笔法成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散文大家祟尚的典范。这些都还只是看得见、数得出的影响。司马迁以残缺之身负辱著书立言来求得不朽，他和他的书确实是不朽的。欧洲人把古希腊的普鲁塔克称作“世界传记之王”，这是一个因无知而导致的谬误，因为司马迁要比普鲁塔克早生了近200年。（作者：王文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