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评《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的后果》这本薄薄的不到两百页的小书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安东尼·吉登斯在20多年前完成的，世纪之交时被译介到中国来，2011年再出新版。20多年前，信息化所带来的全球化初见端倪，吉登斯便以其杰出的洞察力向我们勾勒出了现代性的轮廓。而20多年后的今天，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将全世界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带来令人目眩的时代转变，这本著作的分析仍然弥足珍贵。

　　时间与空间

　　吉登斯开宗明义，表示要“按文化与认识论的笔调，对现代性作出一种制度性的分析”。他将现代性定义为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以此将现代性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最初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

　　在前“现代”时代，世界各地的人们各自拥有着属于自己的时空观，时间与地点总是联系在一起，而且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在吉登斯看来，“机械钟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实际运用推广，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日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和跨地区时间的标准化，导致了“时间虚化”。西方的旅行家和探险家们对世界“边远”地区的发现则导致了“空间的虚化”。时间与空间被分离开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被重新组合。

　　吉登斯定义了“脱域”这一概念，“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度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我们原本依托于各种文化的象征符号体系所实践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进入了一种依赖于吉登斯所定义的“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的现代社会制度。然而我们具体的日常生活、我们与之打交道仍然是身边的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这便是再嵌入。脱域与再嵌入的过程使得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的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

　　信任与风险

　　吉登斯认为，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依赖于信任，建立于对抽象原则之正确性的信念上的信任体现在具有风险的环境中，如我们越来越将我们的生活交给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凭此人们获得不同程度的本体性安全。信任是自我与抽象原则之间互动的媒介，作为一层保护壳在自我与日常现实的应对中提供保护。

　　然而在这种保护中，却又隐含着被现代性所吞没的风险。脱域机制在提供了目前世界上范围广泛的安全的同时，也制造出了大量的新型风险。吉登斯将风险形式主要分为了两类：一是改变风险的客观分配，二是改变风险的经验或对风险观念的理解。现代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社会机制不仅不能保护我们避开人为的风险，而且还在制造着新的风险。

　　现代社会中的人们面对这种风险就无能为力了吗？并非如此，在吉登斯看来，“信任和经过估算的风险之间实际上总存在着一种平衡”，这对两极相互矛盾的性质早已经渗透进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而现代性内在的反思性使得一种积极的社会行动被激发出来，使得人们能够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应对我们急剧变迁的现代生活。由此出发，吉登斯引出了其“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理论，希望使得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保持平衡，以此来驾驭现代性这头猛兽。我们必须正视未来，打开窗口迎接未来，方有可能面对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和我们自身存在的焦虑感。

　　有必要指出的是，本书只是吉登斯大量著述中的一本小册子，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思考贯穿于其学术生涯的始终并还在继续思考中。我们通常喜欢将吉登斯的思想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分析和梳理欧洲传统社会思想特别是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三大社会思想家的思想入手，来逐步提出自己的分析概念和框架；二是应用自己的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当代人类的社会生活。然而事实上，无论这阶段如何划分，吉登斯都始终围绕现代性这一问题意识展开自己的学术思考，三大古典传统被吉登斯视为古典的现代性理论范式，而其后他所著述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自反性现代性》等亦与本书一脉相承。

　　东方的智慧？人类学的反思？

　　吉登斯的分析论述更多地集中于西方，而正如吉登斯自己所述，作为现代性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全球化早已将全世界诸文明体系卷入到了现代性之中，“现代性内在就是全球化”。近代以来，中国亦被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当代中国追求发展、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众目可睹，不须赘述。

　　那么，中国究竟能否处理好这一系列紧张和冲突关系乃至提供另一种可能呢？我们又能否在这种应对中提供一种所谓“东方的智慧”？我们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反思性的知识生产？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的学科，强调文化的整体观、文化相对论和“他者的眼光”。这一学科似乎天然就是适合研究现代性的，这其实也正是人类学自产生至今一直为学者们所做的：从所谓的“异文化”、“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反观自身，也就是从“非西方”看“西方”。人类学似乎特别适于向把现代性和传统、把理性和迷信割裂开来的做法提出挑战。但是颇有些吊诡而又讽刺的是，所谓现代与传统的对立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学所生产出来的：人类学把这门学科的创造者和消费者的文化界定为现代的，而把所研究对象的一切界定为传统的、非现代的。而当这套理论旅行到中国，在被卷入全球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中，人类学这一学科在这一反思性过程中又能扮演一种什么样角色呢？我们还不得而知，或许在追寻和反思中国的传统和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寻找到答案。（作者：蔡后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