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
1 1 1

中国道路的自我实现——评《人间正道》

共产党员网 打印 纠错
微信扫一扫 ×
收听本文 00:00/00:00

    近日,一部系统总结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之关联的理论性著作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人间正道》,取义于毛泽东主席“人间正道是沧桑”之名句,百余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屈辱痛苦、艰难屈折、牺牲奋斗、革命建国、锐意图强尽蕴其中,其所指者,在于如何理解中国这一旧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开启之新命,立意不可不谓之正大高远。

  全书内容纵横古今中西,跨越政经哲史,格局视野非以专业性自囿的寻俗学术著作可比。这样一部作品的作者,包含了胡鞍钢(经济学)、王绍光(政治学)、周建明(国际关系)、韩毓海(文化思想史)以及虽未署名却一直参与讨论提出意见的黄平(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研究),全书由韩毓海集合各方意见成果执笔撰写,故而保证了全书写作风格与逻辑的一以贯之。

  作为一部探讨中国经验的著作,该书与张维为的《中国震撼》适可加以对照。后者以作者本人的亲身见闻经历为线索展开对具体事实的描述,在事实的层面上破除了多年以来横亘在许多中国人头脑中的西方迷信,指出中国经验的合理、高明之处,因其说事清楚而说理浅近易懂,适于一般读者阅读。但对于许多重大的理论性问题,则往往只能给出一些比较印象化的意见,尽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毕竟有欠更厚重的论证。《人间正道》一书则迎难而上,全面概括了中国经验的若干特征,系统探索其背后的思想根源。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部分的深入总是在和诸多源自西方又被民众、媒体及学术界引为圭皋的理论、模式、信条进行论辩过程中展开的,涉及的问题甚为重大,线索甚为庞杂,而作者又选择了极为鲜明坚定的论断方式与写作风格,这毫无疑问需要更大的理论勇气,可以预期,也容易引发更激烈的争议。

  与《人间正道》一书的标题相应,该书对于中国经验的提炼,不是着眼于某种既有的、确定的、可供他者借鉴参照的“模式”,而始终将其理解为通过实践形成、并不断在实践中加以修正与发展的“道路”。相对于模式,道路似乎具有更多可供深度解读的维度。

  全书分为“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优势与中国共产党”两篇,分别冠之以“雄关漫道真如铁”与“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诗句,就大致结构而言,上篇对应的是中国道路形成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下篇则重在论证中国道路及其形成的制度与实践的现实优越性。

  任何有关中国道路合理性的论述,本质上即是对中国革命正当性的阐发,而这不可避免地要对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整个近现代史进行回溯。上篇的逻辑线索即从回答“中国为什么落伍”这一问题开始,以地缘政治性、金融性和政治性的三种路径进行了解答。在这三者中,作者将重点放在对政治的即“国家组织能力”的解释上,指出:自宋以来国家组织能力与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导致了基层政治的瓦解,这正是传统中国在被强行摄纳到近代资本主义逻辑后遭遇全面危机的根源所在。而共产党最重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即通过建立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完成基层组织的建构,使得国家重新恢复了对于基层政治、基层群众的有效管理;与这一政治实践相应的是,平等通过革命被确立为最根本的社会价值。

  这样一种对于传统中国及其现代转化的解释,可视作近代以来中国志士仁人对传统中国“一盘散沙”状态的共识延续,也事实上点出,近代以来中国的全面危机,本质即在如何实现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而这一问题的全面彻底之解决,唯有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建国之实践。

  对于这种解释路径,传统派多半会觉得对于老中国的描述过于严苛而缺乏温情与敬意,更难以接受“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弃基层,并且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与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人间正道》,17页)这样的论断;自由派则会因其将平等的价值置于自由之上心生不满,甚而认为这是颠倒了本末;而持教条立场的左派或者也会认为这样的解释过多地强调了一般性的国家而忽略了阶级特性。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境遇反映出本书最大的特色:试图超越既有的左右之争和话语体系,用中国的话语解释中国的历史,描述中国的现实,总结中国的经验。

  就其解释路径而言,与梁漱溟的思路最为接近:尽管梁先生绝不会认同传统中国的基层一片黑暗,相反,他将那种依靠伦理家庭关系所维系的地方自治状态视作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社会之极重要而值得肯定的特征,但是他清醒地意识到,面对高度组织动员起来的现代西方列强时,这一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之处便转化为亟待解决又很难依靠既有的思想资源提供出路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存亡命运。中国近代以来相较于西方失败之处,在于缺乏科学技术与团体组织,而后者的缺乏更是要中之要。要改变这种落后地位,必须建立具有高度组织性、代表性和行动力的新团体,它不仅能够完成对于一切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更要提供一种传统中国所匮乏的集体生活,而这种新的集体唯有通过斗争的方式才能形成。这是对于传统有着极深切同情的儒者梁漱溟服膺毛泽东与共产党领导的貌似摧毁传统的革命建国实践之根本缘由所在。

  中国共产党在改造基层的过程中确立了群众路线,这一路线又促成了对于基层乃至整体社会改造的有效深入进行,这是实践论意义上的富有生机与发展的循环。对于这一循环机制,本书作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将之视作中国道路最根本的特质之一。正是在此基础上,本书对于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论断做出了创造性的解读,提出“所谓解放生产力,首先就是把先进的生产力从特定阶层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使得先进生产力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使得发展的好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共享”,“先进生产力的实质……是指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所谓先进生产力……是指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保障”(《人间正道》,46—47页,以下所引皆出自本书)。并进而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在于人而非物与生产资料,仅依靠公有制确立的“人与物”关系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没有解决更核心的“人与人”的关系,导致国家权力由官僚“精英”阶层全面掌控,而这种“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最终导致公有制被替代,资本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宰。

  不同于各种版本的有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本书大胆地指出,“仅靠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仅仅依赖‘物的独立性’,是不能保证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拯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成功地解决了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难题:精英的自我意识与群众的首创精神,它把群众的首创精神放在了专家和精英意识之上”(52页)。依据“人与人”之关系相对于“人与物”之关系的根本优先性,真正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分的,不在于是否存在资本,而在于资本为谁所有,为谁服务,“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是资本为生产和交换的不断扩大所用,为人民所用,社会主义就是要采用各种方式,去打破资本家阶级对于资本的垄断”(57页)。与之相应,中国共产党人发展国有资本,调动社会资本、发展人力资本、利用国际资本的实践,都可以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得到较圆满的解释。这或许是理论界迄今为止最具深度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名的尝试。

  一个较大的遗憾是,本书没有进一步探讨如何确保资本能始终服务于人民,如何处理资本与人民在现实社会中可能的矛盾关系,如何以政治逻辑驾驭统摄资本逻辑,使资本的逐利特征不致影响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关乎中国未来前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思想上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社会主义能给老百姓个人带来什么?应该可以这样讲,社会主义是开放的、不断探索中的,它没有固定的、终极的模式,但社会主义肯定有成其为自身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人民本位、人民至上,人民真正成为单位、社会、国家的主人,人民在为集体和社会做贡献中实现自我的价值。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对资本的逐利和剥削本性加以限制和引导是题中应有之义,孙中山早在一百年前就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口号,更何况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搞市场经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引进和利用国际资本,不是为了创造财富和追求GDP本身,而是为了让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更有尊严,如果把手段当作目标去追求,那是本末倒置,会葬送社会主义和国家的前途。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已雄辩地证明,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如此重要的真理性结论,现在许多青年人包括一些学者要么不信、不懂,要么漠不关心。以丰富生动的历史和鲜活朴实的文风把这个理讲清讲透,对于人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社会主义、信仰社会主义是至关重要的。

  思想上理清之后,实践中的探索更为重要,更为艰苦,也更有意义。保证中国未来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最为关键的是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而在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化之后,党如何不脱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而保持政治本色和先进性是最核心的,这就涉及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等问题。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探索,还涉及如何处理宏观层面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与非公企业的关系,以及微观层面上个人与企业、管理者、所有者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关系。怎样处理这些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又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在某种意义上是近代以来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相互较量的延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国内外资本集团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日益增强的今天,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前途,不仅取决于思想理论界和高层决策者的努力,更取决于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们在实践中的自觉探索。

  如果说在上篇的“发展、超越中国传统文明”和“发展、超越马克思的理论”这两部分,本书更多地突出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特征,而在“超越西方发展道路”这一部分,中国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的综合成为了主线。它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视野中,将现代人类社会的脉络概括为:以唐宋之变为代表的第一次现代转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所引致的西方崛起为代表的第二次现代转型,以社会主义兴起为代表的第三次现代转型。如果说西方所代表的是一种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征服—支配关系为根本特征的斗争性文明,唐宋转型之际的中国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则指向一种以合作-教化与天下关怀为根本特征的现代性。依照这一谱系所折射的世界历史,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于黑格尔意义上的正—反—合的辩证历程:由中国所开启的人类现代正道,经过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反动”阶段,最终将回归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实现现代性的自我扬弃与升华。

  延续着该书上篇的对中国道路先进性的论述,下篇将重点从对于中国道路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转到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它将中国的制度优势核心归结为政治的高度组织效率,并将中国的国家组织能力概括为基层组织动员力、民主决策力、由中国共产党统摄全局的执行力、在实践中不断调适的战术力(168—169页)。这事实上也即在宣告,中国制度的根本优势即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活的灵魂即在实践中坚持不懈地贯彻群众路线。

  具体到最为敏感的政治制度上,本书通过对于“政体”与“东方专制”这两个重要政治学概念的溯源剖析与批判,提出以“政道”取代“政体”作为观察中国政治传统与实际的核心。在此意义上,有关政治民主的问题,有了不同的判断标准:政体所重者,在于政府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而政道所重者,在于政府对于民众需求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以“代表性”为特征的民主着眼于“要求”(wants),以“回应性”为特征的民主着眼则在“需求”(needs)( 190页)。又一次,本书强调群众路线的核心作用,因为这是中国民主之政道的最鲜活生动也最深刻持久的体现所在。

  由政治延伸到社会,下篇的最后一章讨论了社会重建的问题。它很尖锐地提出,社会重建的目标,不应是许多人多热衷的公民社会,而只能是人民社会(212页):人民社会的本质即在于社会组织与政府应为一体,而不是刻意使得这二者对立,相对于社会组织的外部效应,其内部效应对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更为重要;重建人民社会的制度层面的保证,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其发展也必然以共同富裕作为方向。人民社会与公民社会最本质的差别,在于人民社会是具有统一意志的政治共同体,其成员具有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参与共同的事业并在此实践中实现自我。这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对于伦理国家的定义:自由意志通过伦理国家实现其自身,从而完成对市民社会的扬弃与超越,在此意义上的国家,是道德的全体和自由的现实之统一。

  下篇提出“政道”与“政体”、“人民社会”与“公民社会”的概念范式,在理论上是突破和创新,但限于书的篇幅,未作更深入和详尽的阐述,期待作者与学术界同仁在丰富生动的实践基础上提炼升华出更为丰满成熟的学术成果。

  对于这样一部作品,读者会产生的最大的困惑,或许在于该书所刻画的中国与个人寻常感受之中国的距离,这样的感受中交错着各种各样的现实与想象、真知与谣言。对于各种当下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本书均未加以回避,但它对于问题的根由、情状及解决方式,则做了许多与流行的“常见”相异乃至截然相反的解释。几位作者秉持大历史观,以高度肯定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鲜明观点和立场,并驳斥了种种背离社会主义的歪理邪路。当下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有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有的是探索中的失误,有的则是某些违背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和做法造成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是百年中国的主题词,是中国的“正道”,这是党最可宝贵的传统和治国理政经验,坚守、弘扬和创新这些好传统和经验,中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好。这也是《人间正道》一书所昭示和警醒的。

  这不但是一部需要真诚与勇气写成的作品,更需要以真诚与勇气去面对它所提出的问题、它所引起的思想冲击及它所指向的读者。有关中国道路的思考,绝不是纯粹抽象的、学院式的、从概念到概念的、只提供某种智力愉悦之用的,而从来是从鲜活的实践中来并伴随实践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怎样讲得更时尚、更有感染力,是一项极其重要和紧迫的课题。期望在未来的日子中,将涌现出与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相应的伟大思想与伟大思想者。

(作者:白钢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16日 09:20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张青津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