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潮激荡中 胡适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二）关于胡适一文的针对对象

　　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是否针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长期以来的看法也不一致。1930 年，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谈到：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日胜一日，首先引起资产阶级学者的抗议，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以与社会主义信仰者挑战，于是在北京方面发生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无疑是认为胡适挑起论战的对象是社会主义。但邓中夏同时也指出：“社会主义信仰者在当时派别是极为纷歧的：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此外还有夹七夹八的什么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 这表明他并未把胡适的挑战视为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而是认为它包括了其他纷繁复杂的社会主义流派。

　　最早将“问题与主义”之争说成是胡适专门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是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一书。在这本书中，何干之明确提出：“胡适所抨击的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他的‘一点一滴’的主张，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此后，这种观点流传甚广，成为一种通行说法。有的学者还进一步引申说：“尽管胡适采用了隐晦曲折的手法，表面上只是笼统地反对‘外来的主义’，但他的整个言论的锋芒都是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

　　近年来，开始有研究者对上述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并不是为了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他所批评的“过激主义”是无政府主义。因为胡、李争论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胡适不至于恐惧到惶惶不可终日而著文大加攻击的程度，所以那篇文章的矛头所向，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半无政府主义者和以王揖唐为代表的政客的。大量事实证明，它决不是针对李大钊的。有学者还概括，从文章内容来看，胡适立论的初衷并不是蓄意要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对当时舆论界崇尚的以空谈为特点，以“包医百病”为招牌，以贴标签为能事的教条主义危险倾向进行批评。据此，我们难以得出胡适主张“少谈些‘主义’”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定论。这一时期，甚至还有人从胡适文章中读出这样的意味：“在这儿，我们根本看不出胡适有任何一点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胡适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好感和肯定的评价。”

　　（三）关于论争的结果

　　以往，学界在谈到“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结果时，一般都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获胜，促进了其在中国的传播，而胡适“当然被明确当成这场争论的失败者” 。如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就说：“经过一场激烈斗争后，结果，在形式上算是主义派取得了胜利。” 有的党史讲义更明确写道：“这场论战，在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要不要革命两个根本问题上驳倒了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的谬论，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一些不同看法开始出现。1982 年，有学者提出：“一九一九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究竟谁胜谁负，很难用当时的社会影响来判断”，“通过这次论战，双方都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使改造中国社会的两种不同主张：社会革命论和社会改良主义，旗帜更加鲜明，并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但在当时，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这种观点显然与传统说法不同。此后，又有学者指出：“争论的结果并不是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的胜利，或哪个主义战胜哪个主义，……而是论争双方取人所长补己所短，使自己的意见更全面”。同样也认为这场论争并非以马克思主义的单方面胜利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