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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以史为鉴的军事谋略及文学感悟

——读《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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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伟大哲学家和文学家。他不仅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不断摸索和前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难能可贵的是,在百事繁忙、日理万机的工作中,他还能够热爱学习、坚持学习,不仅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习得了渊博的知识,还能够不断地总结、提取、升华、锤炼从书籍中获得的思想观点,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他在阅读中国的浩瀚历史的过程中,汲取历史养料,来团结革命伙伴,戮力杀敌,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挖掘历史宝藏,用哲学家思辨的科学的眼光和识见来分析现状、难题,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效;赏析历史文化,陶冶自己的情操,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爱好,展示出伟人多才多艺的杰出品质。总之,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就是毛泽东同志读史阅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就是在于他不仅能够指挥全党全军打胜仗,而且还能够将作战经验和计划通过系统的抽象的理论语言来概括,结构成篇,成为广大指战员检验自身作战能力的军事理论基础。这种理论基础的形成,就在于毛泽东同志能够从古今中外特别是中国历史中汲取养料。

  谈到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时,他说:“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古代军事家著作的熟稔,又能获悉他从这些军事著作中提取科学的军事认知,来分析当前的军事现状,显得贴切形象。

  谈到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他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方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办法,即以一部分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对瞬息万变的军情的悉心领悟,根据不断变化的军情,作出符合这种变化的科学决断,又能感受到他作出这种科学决断所依据的古代军事思想,两者结合起来,显得相得益彰。

  军事斗争,不仅涉及到军事战略战术的理解运用,还要重视对军事后辈力量的培养以及将这种培养持续到和平年代中。毛泽东不仅用自己的思想理论武装了整整一代人的头脑,还真诚地告知这些军事将领应该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为了军事战争、为了现代化建设,这都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他引用三国吕蒙的故事告诉大家学习的重要性:“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对学习重要性的深刻理解,又能体悟他勉励革命将领不断学习,获得最终能够胜任革命和建设大业所要求的一切必备知识。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哲学家,就在于他不仅能够掌握一切反映客观实践的哲学方法,还能够将此种哲学方法与古代历史典故结合,深入浅出地表达自己的精深见解。

  根据现实的情势,通过哲学的思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提炼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观点,对历史现状作出本质性的概括,不能不说是一件艰苦但又意义重大的工作。毛泽东就是这一艰苦工作的探索者。他在提倡全面客观地看待客观事物时说:“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历程。他们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新国情,调整自己的政策,改正自己的缺点,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国情的方针措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构建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不仅有着开创一个新国家的伟大气魄,还有着正视自己错误和问题的胸怀,从哲学的高度,对这些错误和问题进行思考,引起党和国家的广泛注意,进而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完善了国家的建设水平。针对地方第一书记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毛泽东结合古代项羽的故事,对干部进行了有理有据地教育:“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里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是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就应当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以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在中国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对这一原则历来是十分重视的,并将它贯穿到具体的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他对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十分强调方法的重要性,方法得当,就等于成功了一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他对中国现状各种问题得不到解决给出的一个思考。重视调查,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个人主观思想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样才会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方针措施。通过阅读《水浒传》,他能信手拈来地运用这本书中的例子来讲解重视调查的道理:“《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毛泽东同志又是伟大的文学家。他能够用一种“境界颇大”的胸怀,领略祖国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不仅陶冶了自己的情操,还能够将自己的感悟写出,随这些文化遗产一道,流传下来。

  王粲,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诗歌和散文创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大观园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的代表作《登楼赋》,写得情深意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很喜欢《登楼赋》:“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友,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从宏观关照,到个体查看,毛泽东感应着王粲的思想情怀,也借此赋表达着自己的真实情感。

  王羲之,被誉为“书圣”。他的书法也成为后代文人仰慕赏析品味钻研的对象。毛泽东有着文学家的心性情怀,书法造诣已然超出同辈,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审美关照,让人钦佩。谈到王羲之的书法,他说:“比如王羲之的书法,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他的草书有《十七帖》。记住了王羲之的行笔,你再看郑板桥的帖,就又感到苍劲有力。这种美不仅是秀丽,把一串字连起来看,有震地之威,就像要奔赴沙场的一名勇猛武将,好一派威武之姿啊!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这就叫掷地有声啊!”由王羲之谈到郑板桥,由“行笔流畅”谈到“掷地有声”,他对书法的领悟能力,已然超出了一般的直观的审美欣赏,而是直指书法背后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寄托。

  李白,一个家喻户晓的诗人,也得到了毛泽东由衷偏爱。我们不仅能够从毛泽东大气磅礴的诗歌创作中,感受这种相同的审美追求,也能从毛泽东对李诗的评价中领略伟人审美能力的非同寻常。谈到李白的《蜀道难》,他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性格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从艺术本质的层面来展示他的审美造诣,对于一个领袖来说,殊为难得。

  以史为鉴,就是要从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中获得丰富的知识,转化为智慧,来指导当前的现实问题;资政育人,就是要从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中总结经验,化为财富,汲取教训,化为宝藏,提炼精华,扩大视野,弃绝糟粕,引以为鉴,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更好地服务现实、服务人民,让中华民族的文化再次引领世界。(作者:石志刚)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09日 09:39 来源:人民网 编辑:张青津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