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的军事技术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军事封锁和经济遏制。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赴朝参战。195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并按照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Z组。1952年，巴黎统筹委员会（又称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成立专门的中国委员会，设立“中国禁单”，即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该禁单所包括的项目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多500余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对华技术禁运有所松动，但中美军事关系仍然停滞不前。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安全关系不断扩展深入，军事技术合作迅速展开。

　　对与西方国家军事技术合作的基本政策和态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虽然估计到战争风险有所减弱，但对军队建设仍非常重视。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强调：“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要加紧备战工作。”同时，随着中外军事交往的进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清醒地认识到我军在国防现代化建设方面严重落后于时代，与军事先进国家的差距相当大。

　　1979年1月2日，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在军委座谈会上说：“国防现代化，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物的问题……物的问题，武器、装备，现有的东西很落后，怎么现代化，着急不着急？”

　　1982年11月，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在全军参谋长会议上不无忧虑地说：“（我国武器装备）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在电子技术方面差距更大。”

　　1983年10月，杨尚昆强调，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争取时间，加速发展我军的现代武器，包括战略武器、常规武器”。11月，杨尚昆在全军教育训练改革座谈会上讲：“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有计划地加强军队建设，是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我军的战备水平，特别是武器、装备，同一些国家的差距本来就比较大，如果不抓紧，几年十几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很可能差距越来越大。我们有些同志的精神状态同形势的要求很不适应，说什么‘北边搞缓和，南边搞谈判，东南边搞统一’，反正打不起来，军队建设可以慢慢来。这要引起我们注意……要抢时间，绝不能浪费时间，军队就是为打仗而存在的。”

　　中央军委领导明确肯定应该以引进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作为起点，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1977年12月，邓小平连续会见了第三机械工业部、第五机械工业部、第六机械工业部的负责同志，了解军工企业的发展现状和问题。他强调：“我们要有自知之明，我们技术水平不够，应当先引进，引进外国的新技术作为起点。”“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要学习和适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先进才能赶超先进。”“杨成武同志去法国看了，与人家现代化指挥系统比，我们要落后得多……要逐步实现指挥系统的现代化，总不能拖得太久吧！自己不行，可以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当然，主要的技术他们不一定会给，但有些东西弄点回来还是可能的。”“国防口也有个引进问题，有没有条件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军事部门也要吸取外国的技术，自己不行嘛。”“本来水平不行，也来不及做，而且质量又不好，引进是重要的手段。”“解决途径要包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例如幻影-2000战斗机。”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技术引进。“引进科研手段，不仅航空工业，全国也必须加速引进一大批。”“民用飞机要搞合股经营，军用飞机能搞合股经营也可以。我们搞出来以后，还可以向第三世界出售嘛！关键的问题要抢时间。买产品时要买全，要同技术制造的资料结合起来。”

    中国与美国军事技术合作的展开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美国对华技术禁运有所松动。1972年4月，作为改善对华关系的一个信号，尼克松政府结束了对中国的大部分禁运，将中国划入Y组，允许向中国出口相当于对苏联出口商品的70％。随后，美国向中国出口了10架波音-707飞机。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美国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裹足不前，对华技术出口政策也没有大的进展。直到中美建交，美国一直坚持对中国和苏联采取同样的出口政策。美中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基本停滞不前，美国仅对售华某些特定技术产品进行了可行性评估。

　　卡特上台后，在美国政府内部，关于中美之间是否应建立安全关系一直存在争论。国防部长布朗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一直认为需要与中国进行某种防务合作，而国务卿万斯则怕惹恼苏联，坚持反对意见。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底，邓小平访美。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卡特授权布热津斯基着手与中国进行一些“特殊会谈”。年底，双方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议。

　　1979年12月底，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政府内部的争论解决了，态度有了很大转变。1980年1月，布朗访华，称“我们已在与中国人的战略关系上采取了一项重大步骤”。随后几周，美国国务院放宽了对30多种军事支持设备的管制，可以由军火控制局发放许可证向中国出口。这些装备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对流层通信设备、运输直升机、载重牵引车和电子干扰装置等。

　　1980年4月，美国商务部把中国从华沙条约国家组Y组转入新的国家组P组，使中国有资格获得更广泛的输出品，尤其是敏感性领域的产品。5月底，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访问美国，象征着两国间的安全关系正在扩大。7月，美国商务部宣布进一步放宽发放许可证的标准。9月，五角大楼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并批准颁发400多项技术先进的军事支持设备的出口许可证。

　　1981年1月，里根上台后，采取双轨政策，一方面保持同中国的交往，一方面又加强与台湾当局的联系，还在一定程度上升级了对台湾的军售。6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再次重申中国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他说：“我们已多次声明，我们宁可不要美国的武器，也绝不同意美继续干涉我内政，售武器给台湾。”鉴于此，中国政府推迟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原定于8月的访美日程，而此次访美是以讨论向美国购买武器为主要内容的。

　　1982年，中美签订了《八一七公报》，双方关系有所缓和。1983年5月21日，里根总统以“双倍政策”（1981年7月里根提出的新的对华技术出口政策，即允许美国厂商向中国出口的技术和产品在性能和水平上可能是美国向苏联出口的两倍）很难衡量为由，批准将中国由P组改为V组，列入“友好的非盟国”一类。同月，美国商务部部长鲍德里奇访问中国。其访问的结果是，美国同意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尤其是放宽七种具有“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口限制。

　　1983年夏，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邀请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9月25日，温伯格访问中国，恢复了中断三年的中美官方军事联系。访问期间，温伯格与张爱萍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在与张爱萍谈到军事技术转让问题时，鉴于中国方面于1981年6月曾向美国提出了一份意向购买清单，温伯格讲了其中多少项可以解决后，又谈到美国技术转让的基本政策。温伯格对加强中美军事关系态度积极。

中美双方随后就确定了进行军事技术合作的原则，成立了参谋级别的中美军事技术合作工作组，继续进行讨论，并决定中方派出考察组赴美国考察。会后，组成了以张品为组长，贺平、贺鹏飞参加的三人小组，先期赴美考察。

　　1984年3月下旬，根据中国要求出售火炮、反坦克武器和防空系统的信函，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同意向中国转让火炮、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并大致确定向中国出售的武器和转让的技术用于四个方面：反坦克、火炮弹药、防空雷达和导弹、岸舰反潜艇战。

　　6月，张爱萍回访美国。6月12日，里根签署了同意中国享受“对外军事销售”（FMS）待遇的文件，这样就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中国在美国对外军事销售和技术转让中的地位。自此，中国购买有关军事设备和技术转让项目，无须再经过美国国会批准。里根在与张爱萍会面时表示：“我们是把中国作为不结盟的朋友看待的。”访美期间，张爱萍与温伯格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备忘录，这一备忘录阐明了两国未来军事技术合作的基本原则。在两国国防部长实现互访后，两国军方的各个方面领导人的互访更加频繁。

　　中美两国军事交流与合作以高层领导频繁互访为契机，签订了大量合作协议，两军军事技术合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