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传，就是一部“诗传”

    如果近世数百年来学者们的种种努力是有成效的，今年恰是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年。杜甫逐渐被视为传统中国曾经产生的最伟大诗人，大约也有一千年了，作为“诗圣”，他超越了一切其他的天才。这当然与他诗歌的艺术有关，很大程度上还与传统中国对“文学”的理解有关：从孔子开始，“尽善尽美”（艺术的美和伦理的善之结合）就是文艺最高的原则，而杜甫不妨是最好的典型；他的诗当然自觉地探索了种种新的形式和艺术的可能性，笼罩了后代许多的努力方向，但同时，或许更重要的是由实实在在书写自己的经历，抒发了关怀天下的情思，因而成为那个时代的“诗史”。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对杜诗的理解与对他人生经验的了解，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吕大防《年谱》以来近千年，杜甫的生平经历，被历代学者反复考究，至今不辍。这种考究的基础，回过来，最重要的又正是杜甫的诗作。诗与生活的缠绕，在杜甫这里非常显著，可以说，一切杜甫传，都将是一部“诗传”。

    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很大意义上就是这么一部“诗传”，它引证、译注了三百七十四首杜诗，以“描写杜甫的生平，说明其时代之背景与史实的意义”（洪业“我怎样写杜甫”，《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348页；以下引及此书，仅随文给出页码），六十年前在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1952年，在现代杜甫传记研究的历史上，是很有意义的一年：洪业作为现代中国杰出的史学家，在北美出版了平生唯一的专书，即现在所谈的这部诗人杜甫的传记；同年，现代中国杰出的诗人冯至，在国内出版了或许是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杜甫传》。如果稍微前后扩展一些来看，大概可以说1950年代，就世界范围的杜甫研究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时期：1950年，日本现代最主要的杜甫学者吉川幸次郎结集出版他早期的研究为《杜甫私记》（中译《读杜札记》）；1956至1957年，现代中国杜诗研究大家萧涤非先后出版《杜甫研究》上下卷（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6月，下卷1957年10月）。从“诗传”的角度来说，稍后的萧涤非两卷《杜甫研究》，设计与洪业《杜甫》有可以类比之处。萧书的下卷，实是两百六十六首杜诗的选注，五年后修订成《杜甫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是晚近数十年间非常有影响的很具学术性的杜诗选本。

    洪业是在北美以英文完成《杜甫》一书的。据他辛卯年（1951）9月的《自叙》，该书撰作的缘起是“丁亥至戊子岁（1947－1948），予再赴哈佛大学教席，授以杜甫行实。诸生喜焉，促予笔削以成编。戊子岁二月，又宣之于耶鲁大学伍德沃（Woodward）讲席。听者亦促予以英文撰为一书”，可以设想，撰写是从1948年开始的；同时他告诉我们“此书之成，距今已二载余”（第1页），是则此书1949年当已完成，撰著过程为时不到两年。不过，有一点需要提及，1951年交付出版之际，作者还有局部的补订。洪业至少两次在注中提到冯至1951年发表的观点，而这很可能是《杜甫》一书所参考的最晚近的学术工作：杜甫可能成婚于741年（第72页），而杜甫早年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器，照四川出土古砖上的画像，舞者手中应该是有剑的（第219页）。虽然这两点意见，洪业都不赞同，但他显然是重视的（冯至在《杜甫传》正式成书刊行时仍然坚持这两点，见《杜甫传》第13－14页及第29－30页）。

    在那个时代的北美撰写英文的《杜甫》，书中自然会有所体现。除了翻译的比照讨论，对杜诗的辨析推究中，洪业时时会提到他之前的英文译者Florence Ayscough和德文译者Erwin von Zach的利钝得失。涉及杜甫孩子的例子比较有趣，流露出洪业少年读杜的感受：“艾思柯女史甚至认为在两个孩子中杜甫偏爱小的一个。这是一个颇为严肃的结论。当我还是一个孩子，在读《忆幼子》和《遣兴》的时候，我也在为这种想法困惑，杜甫更关心他的幼子，而不是长子。作为家中的长子，我自然会有一种敏锐的遗憾，看到自己最爱的诗人也有一般父母所具的偏心。”（第109页）四十年后，洪业相信这是误解，他一定松了口气。有时，他也会参考日本学者的研究，比如判定杜甫被任命为左拾遗的告身为赝品的时候（第107页）。但终究，洪业对杜诗和杜甫的把握，是在传统之中形成的，是从十三岁父亲授以《杜诗镜铨》扎根的（杨伦这部书也往往是以前读杜的入手第一书，参郭绍虞所撰《杜诗镜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通观全书，洪业的《杜甫》坚实地建立在传统的杜甫阅读和研究之上，他反复参稽的还是仇兆鳌、朱鹤龄、杨伦等，博引旁征各类可能相关的文献史料，心细如发而又清晰明彻地省察既往杜诗的版本、编次、阐释、考证，最终连缀起中国最伟大诗人杜甫的生平故事。

    洪业的《杜甫》着力在杜甫生平的史实方面，从其缘起便决定了，书源自课，那课的名目即“杜诗与历史”（“我怎样写杜甫”，第347页）。他后来比较A. R. Davis《杜甫》（Tu Fu, New York: Twayne, 1971）与自己的著作时，也坦然承认：“此书颇有胜于吾书之处，以其能文史兼重，可补吾书偏重史实之阙失也。”（“再说杜甫”，第371页）然而，正如前文已言，杜甫的生平史实，离不开他的诗，故而他的传记必是一部“诗传”。“诗传”，决定了诗歌系年的重要性。以往的注家已然投注了极大的精力，作为史学家的洪业，仍能敏锐地提出不少修正意见。比如《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何时写作此诗很重要”，这关系到“他最早何时就开始在内心斗争，试图在入世的儒家信仰和神秘宗教之间保持平衡，这在此诗中表现得颇为明显”；过去的注家系于749年，洪业则认为：“如果此诗作于749年，就会引起一个疑问，杜甫应该称玄元皇帝庙为太微宫。仅仅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即741年初春至742年晚秋之间，这座建筑的官方名称才是我们诗人在诗题中采用的‘玄元皇帝庙’。杜甫的拜谒一定在741年岁末，因为这首诗很明显作于冬季。”（35－36页）不仅是处所的名称，人物的封号同样有助于确定诗歌的作时。《洗兵马》是杜诗中的名篇，“许多注家坚持此诗应该系于759年。我认为他们完全错了”。洪业提出的最主要的一个疑点是：“从前的广平王在758年4月14日已经被封为成王，同年6月29日被立为太子。而这首诗中用了‘成王’一辞，它一定作于这两个日期之间。我倾向于认为此诗作于4月下旬，因为其中还提到农夫们期待下雨以便开始春耕。”（第121页）宋代黄鹤以下，注家大都将此诗系于759年，而仇兆鳌至萧涤非等古今注家，一般都注意到了成王之封，而未留意其紧接着被立为太子的时间，史学家洪业却不会忽略（他采用了《资治通鉴》的说法，而不是两《唐书》“代宗纪”中的“四月庚寅”）。

    诗歌系年，显然与对诗歌的解读和分析紧密相关。洪业对杜诗的某些读解，很有出乎意表的一己之见。且先看一个还是与时间问题有关的例子。《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对理解杜甫长安困顿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篇，它“作于748年年终或749年年初”，洪业“更倾向于后一个日期”。这来自他一个很细密的考虑：诗中有一句“骑驴三十载”，这当然是有问题的，“即使是杜甫三十岁时，他也不可能有三十年骑驴的经历”，仇兆鳌提到稍早的卢注“三十”作“十三”，他经考证肯定了这一改动（《杜诗详注》第75－76页，中华书局1979年）；洪业则感觉“很难将十三年乞食生涯与八九年的快意日子调和起来，要知道这八九年可占了十三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所谓“八九年的快意日子”来自杜甫晚年回顾平生的《壮游》中“快意八九年”一句，这也是洪业《杜甫》一书概述杜甫736至745年间生活的第二章的题目，所以他“建议将‘三十’读为‘三四’，这是杜甫说‘三年多’的惯用方式”，该诗所概括的只是“我们诗人从745年下半年至749年上半年在长安附近的生活”（第58页）。洪业对杜甫诗句的这一校订乃至重释，基于他对杜甫前后生活的周全研究和理解。不过，有意思的是，此处“骑驴三十载”中“三十”的校订，无法不让人联想到古今注家对陶渊明《归园田居》第一首“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中“三十”的争议和校订，或说“三十”当作“已十”，或说“三十”应作“十三”如仇兆鳌等之对于杜诗，或坚持“三十”不误，一辞之改易与否也都牵扯到陶渊明生平、年寿等诸多问题（参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77－78页，中华书局2003年）。回过来看杜甫。“快意八九年”里，后代诗史上特别引人瞩目的无疑是他与李白的遇合。在杜甫一生中，关于李白的诗篇很多，《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向来被认为是对李白的生动刻画，杨伦引蒋弱六评语：“是白一生小像。公赠白诗最多，此首最简，而足以尽之。”（《杜诗镜铨》第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当代，叶嘉莹还有专文阐发（“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谈李杜之交谊与天才之寂寞”，载《迦陵论诗丛稿》第111－134页，中华书局1984年）。洪业则以为此诗“常常被误读”，“汉语中的诗歌语言总是很简洁，人称代词一般都被省略。这里，不能够加上第二人称，否则看上去好像年长的诗人被当作一个顽劣孩子一样被斥责”（第42页）。依洪业的读法，前两句的主语是“我们”即杜甫兼包自己与李白而言，后两句的主语则是“我”即杜甫自谓。中译者细心地附录了洪业的英译，很清楚地显示了他的全新理解：

    Autumn again, we are still like thistledown in the wind.

    Unlike Ko Hung, we have not found the elixir of life.

    I drink, I sing, and I waste days in vain,

    Proud and unruly I am, but on whose account?

    如此，所谓“痛饮狂歌空度日”，所谓“飞扬跋扈”，便皆非李白的形容，而是自己的写照了。

    既然说到了早年形象，不能不提洪业《杜甫》对这段日子里杜甫生活的两项非常重要的考察。杜甫早年“快意八九年”的漫游，经济上的支持来自何处是一个大问题。“费用是家里提供吗”，“杜甫的家庭与唐代一般家庭的经济状况相比如何”？洪业以一般七口务农家庭作为对照，详细计算了杜甫父亲杜闲的家庭经济状况，“杜闲的家庭是官员家庭，免去了捐税和服役。作为兖州司马，杜闲可以拥有两份田产，得到两份收入”，“计算他从田租中得到的收入”，“以谷物为单位计算他的所有现金收入”，“杜闲从自己的职位得到的收入”“是一般正常家庭收入的十一倍”，“这个计算还没包括当地政府提供给杜闲的房舍——或者马匹，办公费用，以及其他特权和服务”，“还没有算上杜闲从父祖那里继承来的土地和财产，以及他自己的积蓄和投资”，最后的结论是：“他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大儿子杜甫的旅行费用。”（第32－33页）由此，可以理解何以“杜甫以一种相当奢华的方式旅行。他衣轻裘，策肥马。在兖州北部和西北部，杜甫花了大部分时间去观光和狩猎”，“《壮游》一诗中，杜甫回忆自己射飞鸟、逐走兽、呼猎鹰，纵横山林间”，这都是因为“杜闲的资助一定非常大方”（第34页）。对杜甫经济生活的关注，洪业《杜甫》中这不是唯一的一处。经过在长安的十年努力，755年杜甫最终获右卫率府兵曹任职，洪业随即指出：“在官阶上这个职位属于从第八品下阶。这个级别的职位赋予任职者以两百亩土地的永久拥有权，在任职期间则为两百五十亩，年收入约一百三十四斛谷物，月收入总计三万五千六百四十文钱，另带其他一些福利，例如配给两名仆人，使用马匹，等等。这样的收入能够使得我们诗人维持大概十口人的日常开销。”（第87页）在这两次经济宽裕之间，是杜甫长期求取仕途通达的困窘年代：随着父亲去世及之后的守丧期过去，“在接下来两年（743和744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杜甫寄居在洛阳，试着谋生”，“开始体味到贫穷”；“杜甫为什么不去寻求个一官半职呢？尽管他没有通过736年的进士考试（这也是洪业特别的意见，他没有将杜甫应考如通常的那样定在735年），也拒绝参加后来的科考，他至少还可以通过荫补方式进入官僚体制，毕竟杜闲的官阶不但达到了从第六品上阶的标准，实际上还高过两级”。洪业的解释虽然“冒险”，不过看来合情合理：杜甫是杜闲与崔氏夫人的儿子，现在他将这项特权让给了自己的继母即杜闲第二任卢氏夫人的儿子，因为“杜甫的一个弟弟，很可能是杜颖，作了临邑的簿曹，这是一个正第九品下阶的小官，而作为兄长的杜甫却依旧还是一个平民和四处漫游的自由诗人”（第37页）。果真如此，便把握到了杜甫前后生活状态转折的关键所在，这是杜甫转向伟大诗人的起点吧。正写到这里，翻到报上有关杜甫的访谈，他说“在他父亲做官，家庭收入稳定的时候，杜甫就是一个有学问的纨绔子弟，但是他父亲一死，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很严峻，自己寻求生活”，“杜甫和以前所有诗人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诗是他所有人生经历的一个心灵史，他的诗歌是他在人生困境状态下，竭尽了所有诗歌变化的能事，你能体会到杜甫的诗歌最主要的是写他自己”（《东方早报》2012年4月27日B6版）。陈尚君教授讲得很好，杜甫的这个选择导致了生活道路的变化以及诗歌方向的转折，其意义之重大，就不必辞费了。

    洪业的《杜甫》，应该是到那个时刻为止，现代学者关于杜甫其人所做的最审慎最细致的研究：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私记》只写到安史乱前，且他更大的关切在诗歌，书中《七言歌行》、《胡马画鹰》两节表现尤为明显；冯至的《杜甫传》或许比洪书读来更为流畅，但毋庸讳言，考究之细密与严格，实有所不逮。然而，智者千虑，似乎也不是一切都精准明晰。当然不能居后来之优势来妄议前贤，仅就其书本身可能的瑕疵聊举一例。杜甫进三大礼赋之后，“杜甫还得参加一次考试。这次显然相当正式。名流们聚集在中书省。首相李林甫出题。礼部尚书帮助判卷。集贤院的高官们像一堵墙似的环绕在杜甫周围，而他则端坐在中间，勇敢而骄傲地奋笔疾书”。对此情景，作者提示读者：“参见第十章所载杜甫《忆昔行》及下面的《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一诗。”（第70页）但其实那些诗与此一场景间，多少显得不着边际，作者显然是根据《莫相疑行》敷衍而成的：“忆献三赋蓬莱言，自怪一日生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书中还有的一些讹误，与作者应无干系。平心而论，《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的译、编，都是非常用心的，算得近年来的译著精品。然而，也因此不避细琐，期待更臻完善之境。正文例，第136页末二行，“诗人以极其低沉的语调提到自己，对自己仕宦经历的失望和幻灭表现的淋漓尽致”，“表现的”当是“表现得”；注释例，第63页“杜甫之所以没有提到掉高仙芝于751年被阿拉伯人击败的事件”，“提到”后的“掉”显为衍字。书中数字有讹误处，第241页提到《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一诗，作“771年”，那时杜甫已逝，无疑当是“770年”。英文标注，也存在小疵，如前引书中英译《赠李白》一诗的首行“Autumn again, We are still like thistledown in the wind”，“W”不必大写；“代译后记”开篇列出英文书名等信息，“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书名应作斜体，出版社则不用。书中还有些关涉到处理体式的问题，比如第24页，作者提到《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涉及的杜甫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器的时间，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我对诗篇CCCXXX的注释”，但这一注释当然得安置在杜甫在夔州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之处，那是在第218－219页了，而第24页如有译注的指点，读者翻检起来会方便很多。当然，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取消原书设立“子注”另册格式的处理，出于经济因素也好，出于对如今的中文读者无需提供一般性文献信息的考虑也好（见译者“补记”，第440页），至少在书中不该留下由此导致的缺失。前文提及，洪业至少两次在注中提及冯至1951年发表的观点（分别见第72及219页），今书中对此两出处分别作“冯至II，NO.3，32页”、“冯至NO.1第33页”，由此读者完全无法知道冯至是在何时、何处提出自己观点的。手边有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的单行本，舞剑器者手中有剑和杜甫成婚于741年两点，分别见该书第二节“童年”和第四节“与李白的会合”，还是与洪业《杜甫》的信息对不上；于是去找陆耀东《冯至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其中明文记述：“1951年1月至6月，《杜甫传》以《爱国诗人杜甫传》为总题，刊于《新观察》杂志二卷一期至十二期”，“童年”和“与李白的会合”正是第一和第三篇，这才与洪书的标注对上号。其实这番周折，读原英文本应是不存在的：“昔者我于二册后，并有仔细引得：上册以杜甫身世、史地为要；下册偏重参考书目。”（洪业“再说杜甫”，第367页）删略下册，书目不存，今书中不少出处无法悉知，并非绝无仅有。或许保存原初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教授建言的两册的格局，还是必要的，不说免去许多无谓的翻检案索之劳，至少得见洪业研杜之全貌；而这两册书，在洪业自己看来，也各有不同的作用：前者力图展现杜甫生活的真实，而后者试着揭示诗人生平之非实（While the volume on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attempts to say, “Thus, Tu Fu really was”, this volume of notes attempts to say, “Thus, Tu Fu really was not.” 见洪业审阅补充的“洪煨莲简历与著述表”，《洪业论学集》第442页，中华书局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