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说起

　　《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修订，是章培恒先生晚年倾主要精力从事的工作。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更是全力扑在《中国文学史新著》的修订上。可以说，由他主编、大部分由他撰写、全书由他修改定稿的最后一版《中国文学史新著》，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章培恒先生对文学、文学史以及中国文学史的认识，是他毕生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结晶。

　　有论者指出，章培恒先生《中国文学史新著》创新性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提出“文学的进步与人性的发展同步”，重视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和形式的重要性，以及古今演变的文学观念。我赞同这一说法。作为一个受章先生教育三十年的老学生、与章先生长期合作的老编辑，我了解章先生的经历，读过章先生的大部分著述，也是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最初的读者(《中国文学史》最初作为自学考试教材，由我曾经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安排出版，我已审读一遍，后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知道这些创新性的成果是章先生长期思索的结晶，是与他的师承、经历分不开的。在此，我列举一些事实来描述章先生学术思想的形成轨迹，着重阐述他古今演变的文学观念。

　　回顾章先生的人生经历及其学术道路，可以发现革命和学术对他的影响是结合在一起的。他在共和国建立前夕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追求进步，“五四”新文学传统尤其是鲁迅著作及其精神给他以深刻的影响，而这也是他此后一生坚持不渝的。因此，他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之后，就自然地与贾植芳先生接近，贾先生是胡风的战友，而胡风正是鲁迅的传人。章先生后来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后，还一直关注现当代文学及其研究，撰文捍卫鲁迅和弘扬鲁迅精神，参加关于金庸武侠小说和《李自成》优劣的争鸣，直至倡导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研究，其发源就在这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和文学理论的学习也始于这时。他是真正推崇马克思、恩格斯的，把他们的著作作为理论研究的典范。他非常认真地研读马克思的原著，不是作为教条，而是作为理论的武器和研究的指南。记得他亲自给他带的第一届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开的唯一一门公共课，就是带着他们一起研读《反杜林论》，要求学生重点学习和领会恩格斯的论辩艺术和逻辑性。他在第一版《中国文学史》的长篇导论(长达4万言，在已出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罕见)中提出“文学的进步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点，依据的就是马克思的观点，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就有《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经典理论与文学史论述融为一体，充分表现出他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熟悉和深刻领会。他因为胡风事件受牵连后，被安排随蒋天枢先生学习，蒋先生严守汉学规范，重视实证的研究。这种无征不信、无征不立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也给章先生以很大的影响，他之后写了大量的考据文章。当然，他写的考据文章大都是为立论作基础的，如他晚年与学生一起从事的《玉台新咏》版本、作者的考辨，就是为了证明他提出的《玉台新咏》作者新说，而《玉台新咏》的考论又与南朝文学的新变有密切关系。此外，章先生好写考据文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告诉我的，为了避免无谓的商榷，因为不回应商榷，会被人认为理亏，而写回应文章又太浪费时间和精力，并且他对有些商榷文章动辄上纲上线的文风特别反感；而他的考据文章大都确实无疑，能与之商榷的学者不多。这也充分说明了章先生在学术上的自信。除了贾植芳、蒋天枢先生外，章先生说朱东润先生对他的影响也很大。朱东润先生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意识的中国文学史家，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同时还从事传记文学创作。朱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特点是不盲从，有自己的独特见解。章先生把自己的第一本古典文学论文集取名《献疑集》，不仅表达了他在学术问题上的独立见解，而且在治学方法上也是对朱先生的步武。正如王水照师所说：“贾植芳先生是给他五四的精神，给他一些理论上的教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蒋天枢先生主要是给了他文献学方面的训练，中国文史知识的训练、实证的研究；而朱东润先生主要是教导他‘学术要创新，学术要讲自己的理论’。这三条，一个是实证研究，一个是理论研究，最后落实到独创性。我想独创性，学术要有自己的意见，这是学术的生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10月14日)

　　从章先生的研究成果来看，他不仅对中国文学史包括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有宏观的认识，而且对各时期文学、各体文学以及相当多的作家作品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史实考证。他有总体考察整个文学史和一代文学、一种文体的宏观眼光，又有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和细致考证的扎实本领，两者的结合使他的研究立意高远又确切无碍。他在《诗经》、《楚辞》、汉代“苏李诗”、魏晋南北朝文学包括宫体诗和《玉台新咏》、唐之李白、宋之苏洵《辨奸论》、明代文学和明清小说、近代文学和谴责小说等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和鲁迅研究、当代小说研究等领域都发表过成一家之言、令学界注目甚至产生很大影响的论文。这在当今古典文学研究界是罕见的。记得我们大二时，他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他刚从日本讲学载誉归来，又出版了专著《洪昇年谱》，名声鹊起。他是第一个为我们本科生开必修课的教授，我们对他的讲课都很期待。当时我们用的教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章先生讲课时并不照着教材讲，而是在讲述有关作家作品的时候，提出一个又一个学界存疑的问题，如《诗经》中民歌和《楚辞》的作者、汉代“苏李诗”和《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及其时代等问题，要求我们独立思考，不要尽信教材。他讲课特别注重史的发展脉络，包括作家作品的渊源和影响。我后来读他主编的文学史特别是他撰写的章节时，感到特别熟悉和亲切，因为许多观点和内容都是他在上课时讲起过的。课程结束时，他要求学生自己找题写一篇关于作家作品的论文。作为课代表，他向我一一了解论文优秀的同学的学习情况，我发现，他评为优秀成绩的论文都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入手的，而只作写作特色分析的论文多得不了高分。有一位喜欢写诗的同学论述《诗经》中的民歌与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共通点，很得章先生的好评，经过修改，章先生推荐给《复旦学报》发表。当时，对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有“眼高手低”的评价，章先生认为这一评价不错，“手低”是可以提高的，而“眼低”就成问题了。为了提高我们的能力，章先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给我们中文系1979级的学生连续开了三个学期的选修课，有《西游记》研究、晚明文学研究、古籍校读等。《西游记》研究课上，他从《西游记》素材的来源讲起，与我们一起探讨《西游记》成书的经过和作者之谜，让我们知道怎样开展研究。晚明文学研究课上，他给我们揭出“三言”、“二拍”等作品中宣扬的“好货”、“好色”的思想，正是人性、人的欲望的表现，不能轻易加以否定。他的讲课给我们带来了思想观念的解放，在当时是很有冲击力的。这也说明，他后来在他主编的文学史中强调的“文学的进步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点，早在十几年前的课堂上就已形成。古籍校读课上，他每次都复印一些未整理的明人碑志，让我们当堂断句标点，然后给我们讲解其中包含的如官制等文史知识，使我们阅读古籍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课后，他还组织了读书班，让对晚明文学研究有兴趣的同学每隔一周的一个晚上，随他研读“三言”。在他指导下，同学们完成了《关于“三言”作品写作年代的若干问题》的论文，发表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一辑。毕业后，我们有些同学考上了他带的古籍整理专业的研究生，在他指导下，以作明人年谱为论文，有的日后成为他的同事，追随他从事明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也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人才辈出是一个学派形成的关键，章先生在培养人才方面是倾注了相当心力的。

　　我们毕业前夕，章先生为我们的毕业纪念册题词：“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纵罹困厄，毋变初衷。”这是章先生对我们学生的殷切期望，也是他坚持不渝的信念。毕业近三十年来，章先生始终关心着我们这一班学生的发展。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出版后，他还给我们每人送了一套，让我们得以继续学习。章先生的人生经历与学术道路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用他的坚持和努力恪守了他的信念，他晚年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修订就是一个范例。（高克勤）

　　(作者为上海远东出版社总编辑；本文为上海社科界第八届学术年会“人文东方与文学世界”专场主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