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注入创新活水 读《艰辛的开拓》有感

　　作者：石志刚

　　石仲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党史专家。他通过勤奋认真的学习和钻研，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逐步壮大的历史进程；通过参与党和国家政策的制定，还原了共产党领袖的本来面目；通过对哲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和挖掘，总结和生成了许多至今都闪耀在学界中的理论观点和体系。

    《艰辛的开拓》这本书，囊括了石仲泉先生长达几十年的理论思考和思想见地，读来总让人受益匪浅。理论体系的构建能够使他的著作显得更加厚重，科学观点的创新能够使他的著作显得更富思辩色彩。这种厚重和创新为党史研究注入了一股活水，开辟了党史研究的新天地。

    下面，我从理论体系的建构和科学洞见的创新两个角度来谈谈对这本书的感受。

    一、理论体系的建构

    理论是对知识系统化的梳理和整合。理论体系是对自己已经形成的观点作鞭辟入里的分析进而建立一种严密的具有说服力的体系。石仲泉先生在《艰辛的开拓》当中，就是秉持着对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个初衷，结构文章，奉献自己思想的精华。一篇文章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首先，立论要准。好的理论文章，常常在大家能够看到的现象中来展示自己与众不同但又符合科学真理要求的观点。这种观点的表达，就在于作者立论时能够提出独到的又深刻的见解。

    在《伟大的思想解放——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30周年》这篇文章中，石仲泉先生就把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个曾经影响全国的思想界的大事件放到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去叙述去审视去反思去评价。宏观眼界的立论，更准的定位了这个事件的历史价值和对整个人类的影响。

    在《为周恩来辩护——纪念中华之子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中，石仲泉先生的立论就在于摆脱情感的羁绊和历史思维定势的影响，真实的客观的去还原周恩来的本真面貌。这种不为尊者隐讳、不为尊者粉饰的中国史家精神传统在石仲泉先生上得到了有力的继承，也为其文章的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其次，行文严密，富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一篇好文章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不仅要有一个好的立论，还要有能对这个立论进行深入分析的深厚功力。

    在《伟大的思想解放——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30周年》中，石仲泉先生从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的“界定”谈起，从事实到道理各个层面对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予以科学的定位。接着，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和地位又予以分门别类的阐释，特别是关于其地位问题，作者能够从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中所发生的几次大的思想潮流和运动对中国和世界所产生的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中来科学判断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价值和地位，更显得令人信服。行文中的这种逻辑的紧密性和深刻性随着叙述的深入而更加凸显。

    在《为周恩来辩护——纪念中华之子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中，石仲泉先生针对有关周恩来同志的“愚忠说”、“帮凶说”、“伪君子说”、“自保说”，对这些“说”产生的缘由进行揭示说明，并深入分析其中的不科学性和不合理性，用鲜明的事实和铁的逻辑告诉世人，作为中华之子的周恩来可能有一些缺点和弱点，更何况这些缺点和弱点都需要根据历史的时代的具体的环境来进行分析，但绝不是各种阴谋家和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所设想的那样，进而将道理越说越明，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伟大总理形象，维护了爱民如子的总理尊严。

    再次，提出寄语和期望，使文章没有丝毫疏漏之处而更加完整。好的理论文章不仅要有好的开头，好的叙述，还要有好的结尾。好的结尾能够让文章的内蕴得到升华，能够让读者有更多的思考余地，进而将理论体系的魅力长久的留在读者心中。

    在《伟大的思想解放——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30周年》中，石仲泉先生在文章的结尾，提出了一种期望，那就是他希望这种解放思想的方法和思想启蒙的行为一直贯穿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里。当经济建设已经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时，我们应该继续解放思想，在政治、文化、社会体制等方面作出符合时代发展和科学规律的探索和进步，这就是石仲泉先生的美好的寄语。

    在《为周恩来辩护——纪念中华之子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中，石仲泉先生在“结束语”中提出要建立“周恩来学”这个伟大的期望。诚如作者所言，周恩来“既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全世界”，这样一个伟人，他就是“一部书”、“一座碑”、“一面镜”，深入研究其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的一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建立“周恩来学”，就是要系统的全面的探讨和研究周恩来的生平、事业、贡献、精神等各个方面，让这门学科成为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大动力和助推器。

    石仲泉先生在文章中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就是把自身的学养和阅历倾注到自己所深爱的理论研究中，将理论、正文、结尾巧妙的结合起来，构筑成坚实的厚重的理论大厦，供人学习和研究。

    二、科学洞见的创新

    石仲泉先生不仅在理论体系构建上自成一家，还能在抽象的说理中深化对材料和事件的认知，在提出真知灼见的基础上显示出独到的创新之处。

    这种创新之处集中的体现在作者能够用形象的语言总结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进而成为指导现实的宝贵财富；体现在作者能够用一种数字化的简单方法清晰明了的概括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经历进而对未来社会如何走起到了一种科学的预示作用。

    在《毛泽东的“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中，石仲泉先生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创新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来自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具体来说，主要来源于毛泽东的三篇理论文章《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作者将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比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山斧”。这把“开山斧”就是要在各项具体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去检验方针、政策、路线的实施情况。毛泽东同志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建国初期成功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社会主义之路，靠的就是这把“开山斧”。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光荣和正确的理论武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后提出的科学建国思想中那些没有坚持下来的经验继续发扬光大，取得了巨大成就，靠的还是这把斧。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用这把斧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拨乱反正上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进而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事业和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阔步前行。

    作者将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比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解剖刀”。这把“解剖刀”就是要在分析具体事物和理解具体情况的过程中，能够全面的客观的认识和判断问题的实质。全面的看问题，就是一分为二的分析问题，既要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又要重视矛盾的特殊性。客观的看问题，就是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和感情因子，站在时代的前端对问题的实质作出富有说服力的深刻的说明。毛泽东同志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得益于这把刀的运用。就拿统一战线来说，它作为革命成功的一大法宝，就在于毛泽东同志能够运用这把刀将资产阶级、中间阶层、顽固派别等不同阶级、阶层、派别作了细致的客观的分析，然而据此制定科学的战略战术，最终为革命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同志坚持运用这把刀，在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下，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主体论和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等一系列事关中国发展和前途命运的理论体系，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

    作者将毛泽东的群众史观比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石”。这块“奠基石”着眼于党和群众的关系上，那就是鱼与水的关系，那就是党存在和生存的前提必须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也就决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这个科学命题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就更加突出党和国家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路线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和命运着想。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人民战争为什么能够胜利，根本上来说，就是我们党能够认识到战争之伟力存于民众之中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仍然运用这块石，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了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然，石仲泉先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创者是邓小平同志，对这个理论进行发展和完善的有邓小平同志之后的中国历代领导人，比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这也说明了党的理论的一脉相承性。

    为党史研究注入厚重与创新活水的石仲泉先生，将自己毕生的经历奉献给了自己钟爱的党史研究事业。在他取得巨大理论总结和探索成就的同时，我们能够想到这个总结和探索的过程和历程是何等的艰辛，正如他写的一篇文章《艰辛的开拓——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所能够体验到这份探索的“艰辛”一样，他也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燃烧了自己生命的全部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