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7年

 ４月２７日－５月９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虽然指出，五卅运动以来，我们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的叛变，但对于当时的形势并没有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议决案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把已经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继续抱有很大的幻想。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反复强调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身上。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大会选出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周恩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５月１０日－１６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到会代表六十余人，代表团员五万多人。会议选出新的团中央局，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５月１７日　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武汉卫戍司令叶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部平叛，于１９日将叛军击退。

５月１８日－３０日　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八次全会的精神，于５月３０日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并就此给在中国的鲍罗廷、罗易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三人发出电报，即５月紧急指示。这个指示的主要内容包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但“只应没收大中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同蒋介石保持联系并唆使士兵去迫害人民的反动军官。这个指示的实际内容，就是幻想依靠武汉的汪精卫等人采取措施来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于６月１日收到这个指示时，鲍罗廷和维经斯基表示一时无法执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也表示难于实现。６月５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这个指示，第二天又给他一个副本，成为汪精卫分共的一个借口。６月１５日，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

５月２１日　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５月　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继续发展，两省农会会员增加到七百多万人；有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自动起来插标分田。许多地主出身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更加仇视农民运动。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后，两湖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

６月５日　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

６月１０日－１１日　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密谋反共。

６月２０日－２１日　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６月１９日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到会代表四百余人，代表会员二百九十余万人。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叛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

７月３日　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仍然承认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决议表示“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汪精卫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７月４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毛泽东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７月１２日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停职。１３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发表了《国民革命目前行动的政纲草案》，表示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７月１４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召开了分共会议。国民党左派杰出代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派代表到会发言，竭力反对分共。但是，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决定了“分共”计划。当天，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所谓“新政策”。

７月１５日　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不久，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在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分共”和“清党”后，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８月１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８月３日开始，前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率领部队陆续撤离南昌。由于缺乏经验，没有与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的农民运动结合，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于９月底１０月初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粤赣湘边界地区打游击。

８月７日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委，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等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会上，首先由罗米那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发言中除了批判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外，还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一是高度重视军事运动。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因而，他提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其二是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并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对自耕农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这个建议符合当时湘、鄂、赣、粤一带土地情况，为日后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认识上的基础。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后于１９３１年４月在武汉被捕叛变）、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九人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七人为候补委员。８月９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随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并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