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未敢忘忧国——重读《高山下的花环》有感

　　作者：石明

　　这是一部让我连读多遍都会流泪的小说。翻开《高山下的花环》一书，看到题记上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又一次触动了我的心灵。这部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时代背景的中篇小说，给人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讴歌了军人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崇高精神，更在于作者李存葆以严峻、深沉的笔触大胆揭露了军队中所存在的不正之风和“文革”后遗症，发人深思！

    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高干子弟赵蒙生通过母亲的关系，从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调到基层连队暂任指导员，希望通过“曲线调动”的方式来最终达到回城的目的。这种所谓“挂职锻炼”的历练，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并不鲜见。正如如今有些公务员把基层工作当作政治前途的跳板，一心想着去“镀金”，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锻炼，在其位不谋其政，为的只是捞取政治资本，给个人的仕途升迁铺路。让赵蒙生想不到的是，中越战争的一触即发，让他一时进退两难。更让赵蒙生想不到的是，他母亲从死尸堆里救出来的、被人唤作“雷神爷”的雷军长居然丝毫不念旧情，在全军大会上狠狠地斥骂了他这种欲临战脱逃的不齿行为。被骂醒后的赵蒙生最终选择了像战士一样去战斗，维护了军人的尊严。

    同是将门之子的战士“北京”，在战场上因“批林批孔”时期出产的“八二无”炮弹是臭弹，不但没炸成越军的碉堡，反被敌人的高射机枪瞬间打死——“倒在血泊中，身上七处中弹，中的是平射过来的高射机枪子弹，处处伤口大如酒盅，喷出股股热血……”烈士“北京”喷涌而出的鲜血，是对“文革”后遗症的血泪控诉，引发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去深刻反思“文革”这段历史。我想，只有反思，我们才能看到曾经的错误；也只有反思，我们才能进步。

    对于“文革”的影响，书中还着墨写了梁大娘一家为代表遭遇的惨痛事件：儿子梁二喜在“反逆流”时，为了保护被错误批斗的老干部而惨死在“棒子队”的炮口下；老伴梁大爷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因不舍枣林被“造反派”砍毁而活活气死。通过普通老百姓在“文革”期间的一系列不幸遭遇，我们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党和政府拨乱反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书中慷慨赴死的英雄群像，一个又一个让人揪心，尤其是副连长靳开来为了给部队解渴带班去砍甘蔗被地雷炸死，但死后却连一个三等功都没评上。靳开来死后得不到哀荣的理由是上头认为这位平时有名的“牢骚大王”临死还犯错误，思想觉悟不够高。可靳开来觉悟真的不高吗？作为一名老兵，靳开来不是不清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不是不知道偷砍越南老乡的甘蔗是违纪行为。但是，他为什么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且看当时连队严重缺水，一些伤员因流血过多和缺水而牺牲，“活下来的同志们个个口干舌燥，偎依在烈日下的堑壕里，连说话的劲都没有了……”缺水就意味着缺乏战斗力！缺乏战斗力也就意味着无法完成攻占敌方阵地的任务。正是在这种情势下，靳开来义无反顾地去了，带人偷来了两捆甘蔗，自己却不幸踩地雷而亡。他是为了全连的人不致于活活渴死而死的，他更是为了战斗的胜利而死的！此时此刻，你还能说他的觉悟不高吗？

    其实，让我的心灵受到更大震动的还不是战场上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而是在战后发生的一件又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情。

    第一个意外是连长梁三喜的母亲和媳妇玉秀为了省下一点车票钱，竟然抱着出生才3个月的孩子，翻山越岭走了4天160多里路才赶到连队，这一路上充饥的居然是用烂瓜干做的黑乎乎的煎饼。梁三喜牺牲后，留下一份带血的欠帐单。“人死帐不能死”，娘俩在家买掉猪，加上烈士抚恤金，硬是凑足了钱替梁三喜还完了债。从梁大娘和玉秀的身上，不仅折射出了中国劳动妇女所拥有的传统美德——朴实而坚韧，吃苦又耐劳，更担当得起“信义”两字。

    第二个意外是梁大娘竟然是赵蒙生的乳母。这位当年的“支前模范”、妇救会长，毫无私心地把部队上的孩子赵蒙生从襁褓婴儿一直抚养到近五岁，更是胜过亲生儿子一般地疼爱。这就是伟大的母亲胸怀，这就是含辛茹苦抚养革命后代的沂蒙“红嫂”。从梁大娘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普通老百姓为了国家和民族而作出巨大的牺牲精神，看到的是一位坚韧母亲身上的光辉。可以说，在梁大娘的身上汇聚了千万沂蒙“红嫂”的崇高价值观和默默奉献精神，是那个岁月里沂蒙“红嫂”的一个缩影。

    第三个意外是烈士“北京”的父亲竟然是雷军长。与赵蒙生的母亲护犊心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位战士们口中的“雷神爷”、“巴顿”，把自己最疼爱的儿子送上了前线战场。这让我想到了毛岸英，当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缨入朝参战时，许多人都出来劝阻毛泽东，但毛泽东的回答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这就是倔强而深沉的父爱。

    重温《高山下的花环》，总有一种历史需要深刻理解，总有一些人物值得后人传颂，总有一种精神值得世代传承。让我们铭记历史，向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