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成功的秘诀——读《毛泽东传》有感

　　最近，我再读《毛泽东传》时，领悟出毛泽东取得成功的三大秘诀。

　　秘诀之一：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思考

　　毛泽东是农民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在开展农民运动中，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的革命性，对农民进行了具体分析。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就为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军事上，毛泽东也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比如井冈山时期，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决定打赣州。毛泽东却不同意打赣州，在发言中指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三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结果中央红军这次攻打赣州历时三十三天，城未攻下，伤亡达三千多人。

　　后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特别强调：“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秘诀之二：有系统的认识、分析问题的方法

　　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但是，如果认识问题的方法不对，分析就会陷入盲区。毛泽东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最重要的是有一套系统的方法。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掌握问题基本情况的手段。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下漳州后，进入漳洲的红军在打土豪上出了问题。当时担任团长的杨成武回忆道：“我们打土豪，出了纰漏。从山区来，语言不通，特别是头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谁是土豪？开始，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类似这些问题，其他部队几乎都有发生。毛主席发现后，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龙溪地委机关内那座小楼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打土豪，你们打错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属于华侨（那时规定一条，不没收商店、不没收华侨资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们捐款）。毛主席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第一个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

　　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认识问题的根本方法。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在一九三七年《矛盾论》中系统地进行了总结与阐释。毛泽东说：“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虽然给处于低潮时期的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斗争环境异常艰苦。少数同志质疑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在先后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的基础上，1930年1月，毛泽东以给林彪一封公开回信的形式，写下了著名的《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即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信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法，科学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深刻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原因，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发展道路。

　　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毛泽东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论持久战》之所以能回答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把握矛盾的本质和特殊性，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

　　秘诀之三：把思考的结果放到实践中检验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实践论》中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然而，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毛泽东一回来，看望他的乡亲不少。他和杨开慧也四处串门，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社会调查。钟志申是毛泽东的小学同学。当听说他一九一八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毛泽东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毫无疑义，为他作出“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的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提出了一个他考虑了很久的问题。他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作战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已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我们说五年，用不着公开宣布，还是要作长期准备，准备用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华东野战军下达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当华东野战军主力正在围歼增援的国民党黄百韬兵团时，毛泽东立刻敏锐地看出：战场上的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他在十一月十四日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毛泽东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计划，就是在解放战争的实践中，不断调整的。

　　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汇集了一大批“生龙活虎”，毛泽东成为群龙之首，成为龙的民族的一个伟大传奇，可以说，上述三个秘诀，是重要原因之一。（作者：蒋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