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年

     陈乔年，1902年生于安徽安庆。幼时，他与哥哥陈延年同在家乡求学，勤奋攻读。1915年，兄弟俩离开故乡到上海读书，与他们的父亲――正在主编《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生活在一起。1917年，陈独秀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陈延年和陈乔年遂在上海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不久，两人都考入复旦大学。
    1919年12月，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陈乔年和延年一同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3年多的时间里，经过认真刻苦的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他们逐步抛弃了原来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马克思主义。1922年冬，经中共中央批准，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3月，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陈乔年等人离开法国赴苏联，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陈乔年离开莫斯科回国。

    陈乔年回国后，被党中央派到北京工作，担任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北京地委）组织部长。经历了多年的异国他乡生活后，突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陈乔年心中感到非常的幸福，更是充满了为国效力的激情；目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种种倒行逆施，他不由得怒火中烧，更加坚定了斗争的决心；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又使他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陈乔年一来到古城北京，就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以满腔热情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之中。

    当时的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的政治斗争日趋高涨，但革命统一战线的内部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国民党右派妄图破坏统一战线，国家主义派也发出反共叫嚣。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北京地委和北京区委（北方区委的前身）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以适应思想战线上斗争的需要。但当时军警检查甚严，办刊物、印传单都很困难，为了保证安全，不得不经常改换印刷厂，而有的私营印刷厂又不敢承印革命宣传品，有的则乘机抬高印价。为了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回击各种反动谬论，北京区委根据李大钊的提议，决定在北京创办一个秘密印刷厂，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陈乔年。

    经过认真的筹划和准备之后，1925年2月的一天，陈乔年在北京大学一院的一间教室里，召集有关同志开会，研究创建印刷厂的具体事项。陈乔年首先征求了与会者中经验丰富的印刷工人的意见，然后提出两星期内把印刷厂办成的要求。会后，几个同志立即行动起来，打听市场行情，选购旧机器和其他印刷用品，租赁合适的房屋作厂房，招收因罢工被资本家开除的印刷工人进厂工作。不到10天，秘密印刷厂就正式开工了。

    这个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翻印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印刷北京区委的机关报《政治生活》和一些传单等。为了避免敌人的破坏，印刷厂白天承印市民的一般稿件，夜里才开始印刷党的报刊和其他宣传品。大约半年以后，为避开敌人的耳目，印刷厂又迁移地址，更换厂名，使敌人一直也没搞清这个印刷厂的真实面目。就这样，这个由陈乔年主持创建的印刷厂，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坚持工作了1年多，保证了《向导》和《政治生活》在北京及时、按期出版，为宣传我党的主张，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25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悼念孙中山、声援五卅等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陈乔年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协助李大钊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是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成立。李大钊任区委书记，陈乔年任组织部长。

    北方区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办区之下的高级党校，以“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的决定，立即着手在北京开办区委党校。李大钊和赵世炎、陈乔年认真分析了北方区委所辖各地委的情况，根据工作需要，规定了学员条件，确定了各地委选派学员的名额。并经中共中央同意，请当年4月从苏联回国的罗亦农担任校长，主持党校工作。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之后，北方区委党校在1925年10月间正式开学。陈乔年担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党的建设、世界革命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况等课程的讲授任务。为了准备讲稿，他常常彻夜不眠。他的课讲得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个月后，这一期党校圆满结束。各地学员怀着巨大的革命热情或返回原地、或被派往其他地区工作，他们大都担任了党团的基层领导干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北方区委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北方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尽管时间不长，又缺乏经验，但却办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与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乔年等同志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1925年11月，由于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与倾向革命的国民军联合反奉，使国民军控制了北京地区；在革命群众运动强有力的冲击下，由奉系军阀扶持的段祺瑞政府也摇摇欲坠。鉴于这种形势，在北方区委11月中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同志提出，应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在国民军的配合下，领导北京的革命群众进行一次推翻段祺瑞政府的起义，建立国民政府，以结束军阀的反动统治。陈乔年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之后，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革命形势虽好，但起义问题要慎重考虑。因为国民军虽然同情群众的革命运动，但其上层领导人物的态度尚不明朗，而中国共产党又没有自己的军队，目前党所能组织的革命力量，主要还是青年学生，国民军的态度一旦有变，起义就难于成功。陈乔年的意见受到与会同志的重视。接着又有同志提出，可以做两手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灵活安排；纵然起义难于持久，起码也可以显示群众的力量，给段祺瑞政权一个沉重的打击。区委经过反复讨论后，采纳了这个意见，作出了发动“首都革命”的决定，并成立了由赵世炎、陈乔年等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拟订行动计划，具体负责“首都革命”的准备工作和指挥工作。陈乔年虽有不同意见，但坚决执行区委的决定，积极参加了行动委员会的工作。

    经过数天繁忙的秘密准备工作之后，北方区委决定于11月28日正式开始行动。但就在27日晚上，国民党右派的头目到国民军那里造谣，挑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军的关系，使国民军的态度发生变化，背弃了响应革命群众行动的诺言，竟派兵保护段祺瑞执政府。28日清晨，行动委员会得知这一突变的情况后，立即通知各区指挥部停止行动。但在当时通讯联络不便的情况下，有的区因没能及时接到通知已开始向预定的目标发起冲击，并散发了大量号召实行“首都革命”的传单。情况紧急，行动委员会当机立断，决定带领广大群众向段祺瑞执政府各机关继续展开猛烈冲击，并召开国民大会，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29日，在群众游行示威之后，“首都革命”即告结束。

    “首都革命”虽然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强大力量，给段祺瑞政府以不小打击，但却没有达到推翻段政权、成立国民政府的目的。实践证明陈乔年当时对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说明他在大好形势面前始终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而他在行动上坚决执行组织决定的表现，则说明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持奉系军阀，公然派军舰掩护奉系军舰驶入大沽口，驻守大沽口炮台的国民军见日舰驶来，就以旗语制止，但日舰置之不理，国民军遂发空炮警告，而日舰竟以实弹射击，使炮台守军死伤10余人。国民军被迫予以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倒打一耙，以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纠合英、美、法等七国公使，于3月16日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蛮横态度，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8日上午10时，北京80多所学校、60多个团体约数千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会前，陈乔年、赵世炎等在北方区委会议上，报告了发动群众和准备大会的情况。李大钊表示要亲自参加群众集会，陈乔年提出让卫士汤汝贤伴随，以保护其安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北方区委负责人在参加天安门国民大会之后，又同2000多群众一起结队游行示威，并到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段祺瑞执政府请愿。

    请愿群众进入执政府门前广场后不久，段祺瑞的军警竟开排枪射击，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顿时，血流遍地，秩序大乱。见此情景，陈乔年大喊：“不要乱！”随即沉着地指挥周围的群众撤退。这时军警一面射击，一面端着刺刀向群众逼来。在拥挤中，陈乔年被刺中胸部，鲜血立即浸透了上衣。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后在同志们的搀扶下回到区委机关。

    在对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之后，他立即询问区委其他同志的情况，当他听说李大钊、赵世炎还没回来时，非常着急，让刚刚回来的汤汝贤马上前去寻找。直到李大钊、赵世炎等安全返回机关后，他才放下心来。

    当天，北方区委就开会研究惨案发生后应采取的对策。胸部负伤的陈乔年不顾伤痛，坚持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李大钊见他面色煞白，让他去休息，但他一直坚持到散会才离去。

    作为北方区委的组织部长，陈乔年除和李大钊、赵世炎一起领导了北京历次重大斗争外，还为北方党的组织建设呕心沥血，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组织建设的经验，因此，摆在陈乔年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他不怕困难，刻苦学习，虚心求教，勇于探索，终于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严密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区委对北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管理，准确掌握党的发展状况，他精心设计了各式统计表格，发给各级党组织使用；同时制定了组织工作制度，要求各级组织遵照执行。后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他设计的表格，并推广了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

    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是当时组织建设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为此，陈乔年经常深入到学校、工厂、机关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在他担任组织部长的这段时间里，北方地区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也大大增加。据统计，1924年5月时，全区党员仅有75人，而两年后的1926年7月，全区党员已达2069人。

    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崇高的献身精神，使陈乔年在斗争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在工作中常常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那时，在区委机关工作的同志经常为赶印宣传品而加夜班，陈乔年见有的年轻同志爱打瞌睡，便主动到他们那里，一边写东西，一边陪伴他们，写完了文章，又帮助他们工作。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就劝他早点睡觉，他却笑着说：“你们睡了，我也睡了，文件也就跟着睡了。这样，我们的工作也都睡着啦！”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睡意全都没有了。陈乔年就是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革命战士！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奉命离开北京去南方工作。次年4月27日至5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乔年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五届中央委员。会后，他留在武汉工作，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八七会议上，陈乔年对他父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在会上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陈乔年还对陈独秀说：“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会后，陈乔年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冬，他奉命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当时，上海环境极为险恶，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组织和革命力量不断遭到破坏，黄浦江上空弥漫着血雨腥风。陈乔年到上海后，不畏环境险恶，积极协同当时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王若飞开展工作。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地变换斗争方式，巧妙地和敌人周旋。他们秘密地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由于有他们日夜为革命奔走，上海革命力量克服艰难险阻，重新聚集起来。

    正当上海和江苏地区党的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出现了新面貌时，却发生了极为不幸的事情。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陈乔年主持了这次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陈乔年和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这是继1927年6月以后江苏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坏。

    陈乔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势难生还。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的畏惧，也没有任何懊丧。从被捕的第一天起，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继续顽强而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起初，他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也不认识他。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党组织得知陈乔年等被捕后，千方百计地营救他们。因为他未暴露真实身份，便计划用钱将他赎出。与他同时被捕的郑复他、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他的计划；打算由叛徒不认识的周之楚顶替他的职务。周之楚十分英勇，当即允诺，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这一切都在按计划的进行，不料，周之楚的父亲出于怜子之情，也四处托人营救他，这样一来，反倒使敌人间接发觉了陈乔年的身份。陈乔年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便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费心，更不必再为他花钱。关押期间，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陈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横眉冷对，坚贞不屈，还不断地鼓励其他同志，保持革命气节。

    敌人见从他们身上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打算杀害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三名重要的共产党人。同志们知道后，心情十分难过。陈乔年却鼓励大家：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好好学习，以便将来继续为党工作。他还乐观地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难友们问他，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说：“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年6月6日，敌人在上海枫林桥畔将年仅26岁的陈乔年枪杀，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郑复他、许白昊。

    陈乔年的牺牲，使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革命失去了一名坚强战士，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忠实的儿子。陈乔年的英名和他的革命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心中。